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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六0年闹饥荒，百里沉湖用盛产的莲藕、鱼虾、蚌螺、水草，救活了周边上百万的穷苦百姓。
我们一家七口就是靠父亲刘洪宽在湖里打鱼挖藕维持生计，且过得比较宽裕。那时，物资匮乏，价格飞涨，大点的鲫鱼黑鱼在黑市上能卖到七七八元甚至十元一斤，碰上好运气，父亲一天能捕到十几斤二十几斤的，就是一百几十元。为了少饿死人，上面的政策比较宽松，社员下湖的收入大部分归个人所有，日积月累，父亲很是攒了一笔钱，又偷偷在黑市换了许多银元，装了满满的一罐，大概有几十上百块吧。
父亲脸上的光辉，几乎照亮了整个刘家村。
这在当年的中国，不能不算个奇迹。
老地主刘茂林家就阴云惨惨了。解放十年了，他的两个儿子从小娇生惯养，二十多岁的人了，干什么都比别人差一大截。同样是下湖，别人筐堆篮满，他俩却常常空手而归。村人就笑：“过去剥削饭吃惯了，现今可不行罗！”
一天晚上，父亲将喂在大木盆里的鲫鱼点了数，换了水，准备安歇。老地主刘茂林轻手轻脚地敲门，轻手轻脚地进来了。父亲很客气，递给他一支“喇叭筒”（手卷烟），他惊惶惶地不敢接。父亲说：“他大伯，抽一支吧。”他才惊惶惶点上，吸得很不顺畅。
父亲问：“有啥事吗？他大伯。”
“他大叔，我不敢启齿呵。”
父亲阶级觉悟一贯不是很高，土改时，工作队要将一户大地主的房子分给他，他害怕“变天”，坚决不肯要，平时见到村里的阶级敌人们，该叫叔照样叫叔，该叫伯照样叫伯。
“说吧，有啥事要我帮忙吗？”
老地主被烟熏得眼泪直流，“他大叔，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不剩分文，您能不能将那……二十块……银元……还我，”扑地跪在父亲面前，“求他大叔救救我吧，一家六口不能等死呵。”
父亲急忙拉起老地主，猛然想起解放前夕那一年，妻子重病，向老地主借钱，老地主犹豫了一下，“救人要紧！”就给了父亲二十块银元。过了一年多，解放了，土改了，这笔债自然就吹了。
想了一下，父亲说：“他大伯，当年你救了我的急，我一直搁在心里，不敢忘记。可这是犯法的事呵，这债，政府早就一笔勾消了。”
老地主哆哆嗦嗦：“知道，知道，我走投无路呵，只好出此下策，求大叔您了，救救我们吧！”
父亲点了点头：“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从罐罐里掏出二十块银元，还给了他。
靠这二十块银元，老地主渡过了劫难。
转眼到了“文革”，阶级斗争喊得整天价响。老地主为二十块银元的事惶惶不可终日。他想交待“反攻倒算”罪行，又怕连累父亲；不交待，又怕父亲揭发他。每次见到父亲，都是一副可怜可嫌的样子。直到有一天村里召开老地主的斗争会，父亲上台哼哼哈哈讲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他心中的“冷病”才好消了根。
又一晃到了改革开放，老地主早已离开人世。他的两个儿子带领几个孙子在广卅、深圳、海南等地做布匹生意，资产上到一千多万，成了全乡首屈一指的大富豪。
有一天，年近九十的父亲靠在墙山头晒太阳，正迷糊着，突然被老地主的两个儿子叫醒。
进屋后，老地主的两个儿子喊了一声大叔，双双向父亲深深鞠了一躬，大儿子立马从闪闪发亮的黑包包里拿出五打崭新的百元钞票，放在父亲当年存银元现在装冰糖的罐罐旁，说：“父亲临终前嘱咐，一定要报大叔的大恩大德，这钱，请您收下！”平时常犯迷糊的父亲此刻却异常清醒、坚决：“老辈们的事，该了的，都了了，钱，你们拿回去吧！”
临死的前三天，父亲一天到晚迷迷糊糊地唠叨：“农业学大寨，围湖造田，沉湖没了、波浪没了、莲藕没了、鱼虾没了、水草没了、再碰上饥荒年，拿啥救人呵！”
【责任编辑 刘春先 gudaohuangcheng@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