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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心血来潮给老K打了个电话，他那边却火烧腚一般：“忙呢忙呢，老婆在医院，我在公安局。老婆被人打了！”我急忙问：“没什么事吧？”他说：“没有大事。”我说：“你忙，你忙”,撂了电话。
老K是我的老乡，因为在学校他也偶尔写几首酸诗，我们特熟。他两口子在北京混饭吃，做最低等的活，他砌墙，老婆卖菜。
晚上把老K的事和老婆讲了。我俩一起叹气：在外面混，可真难。当地人还有不欺负外地人的？强龙也难压地头蛇。再说，老K一个民工，算什么强龙？
我说：“要是他在咱这儿遇到事儿，我还有熟人在公安局，打点打点，还能保他不至于吃亏。可惜，在首都咱就帮不上忙了。” 老婆说：“你先精神上保持支持。”我就给老K发了个短信：“在人家一亩三分地，处理结果难免不公，你不要太急，现在就是这个社会。只要人没事就行。” 老K马上回了：“能不急吗？我老婆怀着孩子呢。”
第二天一上午我心里不安。这事若是天长日久地处理起来，调解者原告被告轮着吃，老K可怎么活下去啊。我知道他在某区某所等结果，就把我的同学朋友亲戚和同学的同学朋友的朋友亲戚的亲戚全过滤了一遍，也没有为老K找到一个略为强硬的后台来撑腰。
我老婆颇具侠肝义胆，中午一回来，提起这事，她就摆着胸有成竹的架势。我不相信她，摇摇头：“就老K一民工……”老婆说：“民工咋了？民工有民工的优势。这事处理公平倒还罢了，如果觉得不公，让他老婆挺着大肚子赖在公安局不走，她不懂法，她就告状，谁敢动她一手指头？最后打人者还不乖乖伏法？”
我想了一阵，似乎也没有别的高招。
没等我把这下三滥的招数秘授之，下午，老K的电话却抢先来了。他说，全搞定了。眼镜——他称那个打人者叫眼镜——眼镜出了全部医药费，另补偿了五千块钱。我问，你老婆呢？他说，做了全身检查，母子平安，已经出院了。
到底是首都，办事效率就是高。听着电话那头喘气声平稳，我索性问一问事情经过。
“我下了工去帮老婆收摊子，一堆蔫茄子烂黄瓜掐巴掐巴往三轮上扔。拾掇完了刚想走，一个戴眼镜的过来说，我老婆找他的钱里有个二十的是假钱。哪能啊，摆了多少年摊子了，连个假钱也不认得？我老婆胆小，见个北京人就以为是地头蛇，还真要给他换。我不应。凭什么啊？你当面不验，现在你都走了二里半了，谁知道假钱打哪来的？眼镜还挺横，非换不可。我一下子急了，妈的，老子一天天累得跟孙子似的，我还吃你的横？实在按捺不住我一窜就上去了，揪他狗日的头发。然后一拳把他打个满脸开花。我老婆上去想拉开，也不知道是谁的胳膊肘把她冲倒了。我老婆也懂事，躺在地上只唉哟不起来。旁边看的人里头真有好事的，没几分钟，110也来了，120也来了。妈的，老子和他横到底了！”
我听着里头有点蹊跷。“二十块钱，值得吗？你这么一说，还是你先动的手，不是人家欺你，是你欺人家啊？人家稀里糊涂就出了一大笔钱啊？”
“妈的，弄他五千块钱是轻饶他了！到了医院我也不怕，到了公安局我也不怕。但凡长眼的，都知道是他欺负我。我是砌墙的，我老婆卖菜的，还是一孕妇。知道我呆的是什么地儿吗？是北京，是首都！奥运会马上都要召开了，谁还敢欺负弱势群体？他要是给钱少，我就扯横幅到政府部门告状去，我就找个五层以上的楼往下跳，我就把腰带解下来在大街上上吊。我就是一民工。我是民工我怕谁？”
听他言语，我真不敢应声了。再次问候了他老婆伤势之后，我就把电话挂了。
挂了电话，我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最终苦笑了一下，觉得有点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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