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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身臭汗出现在大哥面前的时候，是1968年的5月26日。
这是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太阳一如既往不紧不慢地照着，太阳下的人们也不紧不慢地生活着。而我，因为在新疆当兵的大哥回乡探亲，命运被彻底改变了。
刚一见面，大哥便把嫌恶的目光投到我的光脚上，我知道我的脚很脏，在旅客面前丢了大哥的脸。可我没办法。我起早出了一圈猪粪，又把猪粪整理得有角有棱，拿铁杈虚虚，往上洒点水，用铁锨抹出光面。看看时间不早了，便把光脚在猪圈旁的黄土堆里蹭蹭，着急地慌忙赶到车站。脚上粘了不少腥臭的猪粪，沤得半生不熟的麦秸，腐败的草浆，脚踝上还有两片焦黄的洋槐叶。大哥把我拉到人少的地方，责备说，小三，你怎么连鞋也不穿？我没说我没鞋，而是说，不想穿，嫌捂脚，难受。
到家以后，大哥在堂屋地下打开帆布提包，抽出一双崭新的解放鞋，交到我手上，说，去，把脚洗干净，穿上！老大不小的人了，光着脚东跑西颠的像啥样子！
旁边的大嫂脸色很不好看，“唿”一下站起身，回了她住的南厢房。
那天晚上，我是抱着解放鞋入睡的。睡前，我把解放鞋翻来复去地看了好几遍。解放鞋真他娘的好看，草绿色的帆布鞋面，油黑色的橡胶底子，两排穿鞋带的气眼明晃晃的，闪烁着金属特有的贵重气息。我在鞋底黑色的橡胶上，在鞋面草绿色的帆布上，在明晃晃的气眼上，狠狠地亲了一阵，像是在亲村里最漂亮的姑娘九儿，新鲜的橡胶味儿也像九儿身上散发出来的香气一样好闻。
半夜，大嫂的哭声把我惊醒。我住在西屋南头，大嫂和大哥住在南屋西头，窗户挨着窗户。大嫂的哭声很压抑，也很锐利。大哥先是压低了声音劝解，哀求，接着便是“叭”的一声，大约是摔碎了什么东西，大嫂的哭声才嘎然而止。不多久，母亲摸黑走进我的屋子，对我说，小三，把鞋还给你大哥吧，那是你嫂特意写信要的，她二兄弟7月份结婚时要穿的。别让你大哥作难，他探次家不容易，啊？
母亲拿着解放鞋走出屋门的时候，我也哭了——是那种得而复失的心痛。没有也就算了，有了再失去，这是让人十分难受的事。
第二天早上，我刚打开房门，大嫂在我门前站着，眼圈青黑浮肿，沾着层露水般的湿润。她装出一副心甘情愿的微笑，说，小三，这双鞋还是你穿吧。我说我不穿，我打赤脚惯了，穿鞋反而不习惯。大嫂说，你哥说了，他回部队后再寄一双回来。
从此，我有了解放鞋，一双三里五村独一无二的解放鞋。
此前，我一直打赤脚，赤着脚到河坡里割草，赤着脚去地里锄玉米，锄红薯，赤着脚跳到猪圈里起粪，赤着脚在麦茬地里趟来趟去，甚至，赤着脚参加生产队、大队的正式或非正式会议。石头、黄土、粪便、谷茬、豆秸在我脚板上打磨出一层坚硬结实的茧子，敲上去叮叮当当作响，音质金属般清脆悦耳。
九儿曾经问过我：你真是个怪人，咋老不穿鞋呢？我说，我生来命贱，没有穿鞋的命，一穿鞋就浑身上下不舒服。
我知道这话没人信，也是自欺欺人，事实是，我穿不起鞋。母亲费力巴劲做好一双鞋，上脚不到半月，鞋就不是鞋了。脚掌和后跟洞穿两个圆形的窟窿，灯芯绒或织贡呢鞋面脱帮而起，像飘扬着两面黑色的旗帜。母亲长叹一声，说，你个费缰驴呀，脚上长着牙呢？穿鞋咋恁费哩。
我是目睹了母亲做鞋的全过程之后开始不穿鞋的。那是一个没有云彩的好天气，母亲挑一些没有再利用价值的破衣服，洗净，晒干，用糨子一层层糊在门板上，晒成袼褙，再剪成鞋底和鞋帮的样子。到了晚上，母亲凑到油灯下一针一针地纳。于是，麻绳穿越袼褙“嘶嘶啦啦”的声音便成夜成夜地响着。鞋底纳成，母亲右手的指掌便被麻绳磨出鲜红的肉芽。看着母亲被油烟熏得乌黑的鼻孔，被油灯烫得焦黄的头发梢，还有鞋底衬布上染出的血迹，我心里酸酸的，对母亲说，娘，以后不要给我做鞋了，我不穿鞋了。瞎说！母亲瞪我一眼：站到那墙头高了，眼看该娶媳妇了，谁家闺女愿嫁个光脚小子？
我在村里成了孤家寡人，没人找我玩耍，没人和我搭帮干活，姑娘们更是不拿正眼看我。和我一样大的二保、爱国、二奎他们，谈恋爱的谈恋爱，结婚的结婚，性急的还把孩子抱在怀里，可媒人一次也不登我家门槛。这不怨别人，怨我自己打赤脚。一个连鞋都穿不起的男人，能养活得了媳妇？谁家父母瞎了眼把闺女往火坑里推？想娶媳妇？拉倒吧，趴一边歇着去吧。
春上，雨季快到了，队长福寿爷派我去东岗的裤裆地垒壑子。那是去年大雨冲出来的，用石头垒边，再填上黄土，踩实，免得壑子越拉越大，糟蹋了庄稼。派活时福寿爷让九儿给我打下手，递个石头，垫锨土啥的，是省心省力的轻松活儿。一听说让九儿给打下手，我一颗心就狂跳不已。九儿模样好看，俩奶鼓鼓地向前挺着，屁股圆圆地朝上翘着，腰身细溜溜的，走路风摆杨柳一般。能和九儿一起干活还不把人美死！九儿“咣当”一声把铁锨扔到地下，说，我不去！福寿爷问她为啥不去，九儿把嘴撇到耳根上，朝地上呸一声吐了一口唾沫，说，你换了别人我去，小三去我就不去！福寿爷笑着说，你这妮子，这是去垒壑子，是干活，又不是让你嫁给小三！别挑肥拣瘦，工不二派，快干活去吧。
那天，九儿到底没跟我去垒壑子，她宁可不挣当天的工分，也不愿和我一起干活。九儿是当着全生产队的劳力说这番话的，大槐树下坐着全村男女老少，九儿吊着好看的小脸说出那番话，全村人肆无忌惮地笑了起来。我把头埋进裤裆里，脖子软塌塌地抬不起来。
我流着泪去了裤裆地，发狠地搬石头，垒砌，填土，一个人干了两个人的活，像疯子一样发泄着内心的积郁和自卑。等把壑子垒好，双手已经血肉模糊，血珠子在阳光下一闪一闪，落在石头上，洇出一坨坨的浓黑。
现在不一样了，人们没事就往我屋里钻，或者和我下棋打扑克，或者和我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闲扯。不管下棋、打扑克、还是闲扯，他们的目光没有离开过床上方的墙壁——那里挂着那双解放鞋。望一阵，啧啧几声，好像有了这双解放鞋，我就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成了了不起的大人物。
这双解放鞋我一直没有上脚穿过。但我却一直带在身边。解放鞋是我的标志，就像美国的自由女神像，法国的艾菲尔铁塔，中国的万里长城。下地时，我把两只鞋的鞋带系在一起，在锄把上缠两圈，走路时它便在我脸前一左一右地晃悠，晃悠出一副好看的模样。有时我把它想象成女人的两个奶子，有时把它想象成女人两瓣屁股，要多好看有多好看。到了地头，拣块干爽干净的地方，铺一层树叶或者青草，把鞋规规矩矩放好，再用一张旧纸盖上，然后才去锄地。
终于有一天，九儿走进了我的小屋，这是我期待已久的。九儿是吃过晚饭来的，最后一抹阳光从木格窗棂里射进来，九儿脸上的汗毛呈现出高贵的金黄，毛绒绒的，让人产生一种想去抚摸的冲动。我躺着没有起来，冷冷地问九儿：有事？九儿从解放鞋上收回目光，说，没事就不能来看看？你家又不是皇帝的金銮殿。九儿又说，小三，你真行，鸟枪换炮了啊，竟然有一双解放鞋！我说，有解放鞋又咋啦？就这，干活还没人愿意和我搭帮哩。九儿的脸一红，说，你这人还怪记仇哩。我说，不是记仇，你那天把我弄得灰头土脸的，惹一村人笑话。这时，九儿说了一句她这辈子最有水平的话，她说，谁来到世界上不犯错误？国家主席官大吧？何况我九儿！
那天晚上，九儿坐到很晚才走，我一连打了三个哈欠，九儿才恋恋不舍地起身，看着墙上的解放鞋，说，我走了啊。我说，你走吧。九儿却没挪脚，反而朝床前靠靠，俯下身去摸墙上的解放鞋。两个奶子几乎贴到我脸上，我便闻到一股甜丝丝热哄哄的气息。嗓子眼干干的，涩涩的，连着咽了几口唾沫。
九儿刚走，东头的二奎来了。我没想到二奎会来，二奎是支书银圈叔的老二，住在村东头，离我家少说也有一里半地。平时，二奎把谁也不放在眼里，别说是我，就是队长福寿爷也得让他三分。我没起身，躺着和二奎说话。有了解放鞋，我就有了和二奎平起平坐的权力和底气。二奎对着九儿的后背和屁股上上下下地看，一直看到九儿没了踪影才扭回头来问我，这妮子对你有那意思？我说，咋能呢，咱是谁，人家是谁？看上我的啥哩。二奎说，这可说不准，狗咬挎篮的，人向有钱的，都势利着呢。我说，可我没钱，跟要饭的相比，只差一根棍子一个破碗了。二奎说，可你有一双解放鞋呀。
东拉西扯一阵，二奎才说明来意：他在县城工作的二姨家添了孙子，明天做满月，二奎要去二姨家随礼，嫌他脚上的布鞋不好看，想借我的解放鞋穿一天。我牙疼似的吸溜一声，说实话我不想把我的解放鞋借给别人，我还没穿过一天哩。但又不敢说不借，人家的爹是支书，全村的救济粮，救济款都要从他手头过，他说给谁多少就是多少。我家需要救济粮。
我从墙上取下解放鞋，交给二奎，说，你穿吧。可别把鞋弄脏弄坏了啊。二奎皱皱眉头，不耐烦地说，知道，知道，知道。
二奎开了头，解放鞋就在家里呆不住了，今天这个借，明天那个借，在我手里的时间反没借出去的时间多。我虽然心痛，但又无可奈何。乡里乡亲，脸熟面花的，怎好拒绝呢？更何况，他们借鞋的理由又都充分得不得了，好像不借鞋天就塌了，地就陷了，世界末日就到了。我怀疑，借鞋之前，他们一定在家里进行了事前演练，而且不止一遍。
景山借鞋是为了相亲，不借行吗？不行！能眼睁睁看着让人家亲事黄了？
老国借鞋是娶亲，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临上马车，才发现脚趾头还在外边露着，你说这鞋借是不借？
万中走丈人也来借鞋，是为了风光，为了装脸，为了让丈人家看得起。那就拿去风光，拿去装脸，拿去让丈人家看得起吧。
队长福寿爷去公社开三级干部会也瞄上了我的解放鞋，福寿爷平时待我不错，但我还是犹豫，一借就是三天哪！福寿爷见我犹豫，就变得严肃起来，把借不借鞋提到纲上线上去了。他说，我这是代表咱湖桥生产队去开会，穿得不像样子，人家不是笑话你福寿爷，而是笑话咱整个湖桥生产队。这样一来问题大了，不是鞋的问题了，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是路线问题了。可我还是不想借，我想到一个十分充足的理由。我说，福寿爷，不就是一双鞋吗？有啥金贵的，谁穿不是穿？可你个头大，是穿43码的，我的解放鞋是42码呀，肯定不合脚。福寿爷说，你个小鳖儿，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面还多，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长，你一撅尾巴就知道要屙啥屎，说来说去，不就是不想借鞋吗？我脚大不错，把脚趾头蜷起一点不就得了？
九儿来借解放鞋的时候，我已经顶替福寿爷当了生产队长。
此前，我的解放鞋已经不再外借了。我在生产队群众大会上宣布这个决定，我有这个条件，也有这个权力。我的理由很充分，现在，我，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了，我代表整个湖桥生产队，代表生产队的每一个人。所以，我不能再赤脚下田，不能再赤脚开会，不管是大队还是公社的会议，我都必须穿鞋参加。
我知道，我之所以能够当上队长，和我拥有这双解放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福寿爷年纪大了，过了年奔70的人了，精力不济，别说领着社员干活，筹划哪块地种玉米、绿豆还是种谷子芝麻，自己都顾不住自己。把人带到地里，福寿爷靠着墙根就打瞌睡，一睡就是大半晌。人们也不喊他，拣块凉荫，纳鞋底的纳鞋底，织毛衣的织毛衣，年轻人把扑克从兜里掏出来，“啪”一声甩到铺开的布衫上，主三大四王，玩得昏天黑地。他们希望福寿爷就这么睡着，永远不要醒来。反正到晌下工，一天的工分就到手了。
福寿爷还算有自知之明，割了小麦，碾光扬净，分到各家各户，福寿爷怕背亏集体，弄得大家没饭吃，就向大队提出不当湖桥的生产队长了。
选举队长那天，全队二百来口人坐在大槐树下，像一群没头的苍蝇，嗡嗡嘤嘤乱作一团。有人提出要选老国当队长，就有人说老国这人不行，太自私，他家交的肥料土多粪少，纯属黄土搬家。又有人提出选景山，其他人说，景山行是行，可他老婆不行，那娘们每次下地都要掰穗玉米，刨根红薯，掖到裤腰里拿回家。那可是大家的口粮，你多吃多占了，别人就得少吃。叫她男人当队长，还有老百姓过的？
这时，二奎站了起来，说，我选小三当队长。小三这人不赖，和谁都说得来，还特大公无私，别的不说，咱就说他那双解放鞋吧，村里谁家没穿过？给咱村弄回来好几个媳妇，这样的人不选还选谁？
二奎提了个头，就有一群人响应，九儿的声音最尖最响，几乎是扯着嗓子喊出来一声“同意——”。福寿爷笑笑说，你这妮子，当初垒壑子你还不愿和小三搭帮哩，这会是咋啦？九儿小声嘟囔说，好狗记得千年屎！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懂不懂？
不懂。福寿爷说，那就小三吧。前半句是回答九儿，后半句是一槌定音。
当了队长，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家里不再吃了上顿没下顿。仓库的钥匙就在我屁股上挂着，一走“叮叮当当”响。我喜欢这种声音，不单是因为它清脆悦耳，而是它沉甸甸的重量。重量代表权力，代表身份，也代表实惠。夜深人静，我悄悄摸进仓库，装上一袋玉米，神不知鬼不觉背回家。于是，我家饭桌上，又黑又硬的红薯馍换成了焦黄带花香喷喷的玉米面饼子。我也不再赤脚，当队长还光着脚像什么样子？我从会计账上支了五块钱，买来一双白色的尼龙袜，配上草绿色的解放鞋，打扮得人模狗样，在地里转悠。碰到哪天不高兴，把偷懒耍滑的社员叫到跟前，罚他们站在太阳底下，也不管辈份高低，顿着脸骂上一顿。我说，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走？日你娘！活是这样干的？扣你当天的工分！被训的人顶嘴说，你说你日谁他娘！你喊我娘喊奶奶哩！我知道骂过火了，扭头走开了。
九儿是给她哥万成借鞋的，万成30出头了，还没娶下媳妇，没尝过女人啥味。突然有一天，他一个小学女同学要来看他，女同学的丈夫去年出车祸死了，是个寡妇。寡妇来看未婚的男同学，事情本身就有了深长的意味，复杂的内容。
晚上，九儿掐着草辫来找我。九儿掐辫的样子很好看，麦莛在她指头间“呼呼啦啦”响着，像一支美伦美奂的音乐。音乐声中便有一段一段的草辫从九儿手里流出来，长长地拖到地下。她说，小三……我截断她：叫队长！九儿怯怯地喊了一声队长，说，你那双解放鞋明天借给我哥穿穿吧？我说，我在群众大会上宣布过，解放鞋不外借了，你不知道？九儿问，连我也不借？我心里说，你咋啦？不沾亲不带故，又不是我媳妇！九儿说，你知道，我哥今年三十多了，还没寻着媳妇，明天人家来相看，他要穿得太寒酸亲事有可能就会黄。中山装是借我大姐夫的，大是大了点，不过还凑合，裤子是借我姨父的，就差鞋了，你看是不是……
我犹豫着。
九儿又说，要不这样，我也不白借你的鞋……
我说咋不白借？
九儿的脸立时就成了一块红布，我……我……了半天，才狠狠心说，我让你亲我一回……
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我多次亲过九儿，还骑在她身上，黏拉巴唧的脏东西把裤头都弄湿了。这都是在梦里完成的，而在现实生活中，我连九儿的手都没碰过一下。
九儿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以为我在以无言推拒，又说，要不，你还可以摸我……不过只准摸上头……
没等我回答，九儿关上房门，下了门闩，一口把油灯吹灭，解开了衬衫钮扣。朦胧月光里，便有白哗哗的东西朝我挤压过来，她拿起我的右手，捂在她肥实坚硬的奶子上，左边捂了一会，又换到右边。我晕晕乎乎像是漂在云彩里，身上也像着了火，烧得嗓子眼干疼。九儿拿走了我的解放鞋，屋里地下留着一节节掐剩的碎麦莛，还有一种青草般清香的气息。这天晚上，我一直没有睡着，老在回味手搁在九儿奶子上的滋味，把手放到鼻子上闻闻，热热的，香香的。第二天，我在井台上等到了担水的九儿，我说，我要和她谈工作上的事，谈生产队的事，让她吃过午饭到刀把地的大柿树底下等我。说完我丢下愣着的九儿头也不回地走了。我知道九儿会去，即便是她知道我的真实目的，她也会去。我是队长，队长的话是不可违抗的。
这天中午，在柿树下的玉米地里我睡了九儿。我踩倒一片齐腰深的玉米棵子，在凸凹不平的地上铺好衬衫，然后，剥光了九儿身上所有的衣物，分开九儿的双腿……九儿没有反抗，也没有配合，她从屁股下取出一块核桃大的土圪垯，扬手扔到玉米棵里，然后像一头待宰的羊羔，摊开自己。我看到，她眼角有湿湿的东西慢慢溢出来，在玉米棵的阴影里一闪一闪的。
我的一切好运是大哥带给我的，准确点说，是大哥给我的解放鞋带给我的。一年时间，因为频繁穿用，洗涮，和黄土地、石头块的磨擦，我的解放鞋渐渐失去了本来的面目。鞋面的草绿惭惭褪去，成了难看的灰白色；橡胶也不再油光闪亮，显得灰秃秃的；鞋底上的沟渠业已磨平，一走就打滑；鞋帮被石头咬去几块，凹陷进去，像一张失去风韵老女人丑陋的面孔。
我有一种预感，随着解放鞋的价值不再，我将和我的解放鞋一起被人淘汰遗弃。修补了几次之后，实在不能再穿了，我把解放鞋扔进了猪圈，那头傻儿巴唧的黑猪拼命撕咬着鞋上的橡胶，还有滋有味的咀嚼。这时，我听到村里的钟声急促地响了起来。钟槌一向由我保管着，这口钟只有我能敲，这是我的权力。可现在，钟被别人敲响了。我赤着脚跑到槐树下，我问，谁这么大胆乱敲钟？景山从人堆里站起来，说，我敲的，咋啦？我说，咋啦？你知道这是啥性质的问题吗？景山不紧不慢地说，别拽你的队长架子了，你已经不适合再当队长了，我们要重新选举新队长。我说，你说说，我咋就不适合当队长了？二奎说，你要是明白人，就糊里糊涂下金殿，当个顺民。要是不明白呢，咱就一条一条把你干的破事摆出来，让社员们都听听，看你还当成当不成这个队长！
我不敢嘴硬了，事情明摆着，无论是偷队里的粮食，还是和九儿睡觉，一条就足以判三年。
景山当了队长。投票的时候，大家都朝我脚上看，看过，鄙夷地把头扭开，去看景山的脚。这时我才发现，景山脚上穿着一双崭新的解放鞋，虽然不是军用的，但你不能说它不是解放鞋。景山坐着，把脚跷得高高的，让解放鞋最充分地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展示着解放鞋的高贵。我知道我完了，我已经没有了价值，人们要去寻找可以利用的新的价值。同时，我也明白一个道理，谁拥有了解放鞋，谁便可以当队长。我暗下决心，再弄一双解放鞋，把失去的队长位置夺回来！
当天晚上，我给大哥写了封信，让他再给我寄双解放鞋来。大哥很快回信，说解放鞋是他在步兵连时发的，供训练时使用，他现在调到团部政治处当干事，只发皮鞋不发解放鞋了。大哥在信中说，你在家里干农活，泥泥水水的，皮鞋是没法穿的。鞋的问题自己想办法解决吧。
无论想什么办法，我必须拥有一双解放鞋，这是我夺回队长位置的物质基础，也是我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队长的位置太诱人，拥有了队长头衔也就同时拥有了充足的粮食，拥有了可以享用女人的权力，拥有了随意训人的资格。
下第一场雪那天，我无所事事，就想到镇上去转转。其实也不买什么东西，只是心里憋闷，到外边散散心。出村时正好碰到九儿，胳膊上挎了不少草辫，也像是去赶集。我问九儿，去赶集？九儿没说话，只点了点头。自从不当队长，九儿不大理我了，碰了面，脸一红，头一扭就过去了。约她几次去刀把地的大柿树下，她都没去，让我白白在野地里空等半天。我说，九儿，正好我也去赶集，咱一起走吧。九儿犹豫片刻，说，你先走吧，我忘了带手绢，还得回家去拿。说罢扭头又回了村。
我在镇街上无滋无味地转了一圈，中午，在小摊上吃了一碗凉粉，看看时间还早，就走进了供销社。供销社不大，只有三间门脸，角铁焊成的货架上大部分空着，稀稀拉拉摆着些灰蓝色的布，纸盒点心，水果糖，还有煤油食盐啥的。
我在柜台拐角处发现了解放鞋，明显是仿着军用鞋做的，做工却和军用鞋差老鼻子了。鞋面上的帆布说绿不绿，说黄不黄，橡胶表面也很粗糙，大老远就能看到上面凸起的小疙瘩，和景山脚上那双一模一样。我眼里放出光来，和狼饿极时发出的光差不多，一定也是绿莹莹的。营业员是个女的，40来岁，胖得像只鸭子，走路一拽一拽的。我想也没想，对胖鸭子说，给我拿双解放鞋。我翻来覆去地看，说，你们卖的这叫解放鞋吗？咋这样难看！
胖鸭子鄙夷地乜斜我一眼，又给我拿了一双。我又挑出了染色不匀的毛病，要她再拿一双。胖鸭子有点烦，一下子抱来四双，让我挑。这时，那边有人喊她称盐，趁她离开的时候我拿起其中一双，迅速塞进棉衣里。然后说，不买了，把鞋收回去吧。
那个胖成鸭子样的营业员，人长得不怎么样，心计城府却很深，她给别人称盐时，一只眼看秤，一只眼却始终没有离开我。当我转身离开时，她朝另两个男营业员使了个眼色，把我堵在门口。解放鞋从我棉衣里搜出以后，胖鸭子上来就是一个耳光，说，撒泡尿照照你那样儿，像是穿得起解放鞋的人吗？还挑三拣四的，不就是为了偷吗？奚落一番，他们开始商量怎么处置我，商量的结果，是把我押到公社公安特派员那里。
就是这时，九儿走进了供销社。她来卖草辫。几十盘草辫捆在一起，背在背上。见我胳膊被人扭在背后，长长地“咦——”了一声，问扭我的人：这是咋啦？这是咋啦？胖鸭子说，咋啦？问他自己！我没脸见九儿，把脸扭到一边，调给九儿个屁股。胖鸭子说，你没脸说是吧，我替你说，他偷了供销社的解放鞋！九儿哦了一声：原来是这样，一双解放鞋多少钱？
胖鸭子说，5块，这可不是小数目。
九儿把草辫放到柜台上，说，这是30盘草辫，我掐的辫儿我知道，应该卖一级。一盘一毛八，一三得三，三八二十四，值五块四毛钱。我把解放鞋的钱替他出了，你们放了他吧。胖鸭子问她和我啥关系，咋舍得为一个小偷出这么多的钱。九儿脸红了一下，说，啥关系也不是，一个村的邻居。
事后我才知道，九儿那30盘草辫的钱早就有了下家，身上的棉袄已经穿了四年，破得不能再穿了，要买块布料。为家里称几斤盐，灌二斤煤油，还要为爹添置一双棉鞋，为娘买条头巾啥的。可现在，九儿手里只有四毛钱了。她把仅有的四毛钱递给胖鸭子称盐，想了想又抽回来一毛，到旁边柜台上买了20粒糖豆。糖豆有红有白有绿有蓝，数出10粒，放到我的手心里，说，走，咱们回家吧。
回村的路上，我说，九儿，今天多亏了你，要不，我人可就丢大了，说不定现在在公社关着呢。欠你的钱我会一分不少还给你的。她说，你拿啥还？你会屙金还是会尿银？我说，我五尺高的汉子，不缺胳膊不少腿，还能挣不来五块钱？她当时就噎了我一句，说，会挣钱还去偷？我说，这事可不能让咱村的人知道，要不，我就没脸见人了。九儿说，我憨了傻了？说这干啥？我说，九儿，以前的事是我对不起你，回想起来我自己都觉得脸红，我咋会那样对你呢？净干些畜牲不如的事，九儿，你能原谅我吗？
九儿没有说话，没说原谅我，也没说不原谅，迈着轻盈的步子，只管走她的路。我像狗一样亦步亦趋地跟在她后面。快到村头，九儿站下，把解放鞋递到我手上，说，拿去张狂吧！
我哭了，流着泪说，九儿，小三也是个人，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不干人事了，小三要扎扎实实地过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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