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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辽宁作家洪峰因为“吃不上饭”而上街乞讨，给文坛的震动不小，一时间圈里圈外都众说纷纭，关于作家为什么会被“饿死”、什么样的作家正在被“饿死”的话题，成为了讨论焦点。
最近又出来一位号称“作家”的主儿，强烈期待“被人包养”，并且注明包养者限于“富婆或者富姐”。这位就是湖南省作协会员黄辉，他这样解释：“被人养着，享受一定的文化和时尚生活，可以去喝上一杯咖啡，能过上一种自由自在的日子，衣食无忧地进行我的文学创作。如果需要，我会尽一个被包养对象的义务，包括性，获得必须失去。”据说此人写过一些文章，按他自己的话说“有一定知名度”。
当记者问：“你可以用别的方式得到你想要的生活，比如努力工作。”
他这样回答：“我不是职业作家，没那个待遇，这样想是一厢情愿。我在建筑工地做小工的时候，每天累了就睡，就很少想过会写诗。当你每天为生存劳累奔波时，诗歌或者文学就离你太远了。”
其实作家也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我们姑且称其为作家吧。现在体制是这样，各省的作协会员不少，但是专业作家并不多，享受国家工资待遇的基本是一些知名作家，大都写出过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品，并得到社会和读者的充分认可。而其他会员基本是名誉身份，生活还是靠自己从事其他工作来满足。可以说作家协会实际上是一个由国家领导的群众组织，如果把它当作饭碗就大错特错了。发表过一些作品，出版过文集，加入作家协会，人们尊称你一声“作家”，也仅仅是对你文学水平的肯定。要是因此便飘飘然，打算靠写字吃饭，就有点太不切合实际了。当然作品大受欢迎，能卖钱，则另当别论。
说真的，我不能理解黄辉的想法，更不敢苟同他的见解。首先，文学创作和过上小资生活是两码事。在他看来只有不去工作而衣食无忧，悠闲自在地喝上杯咖啡，才能写出好东西。我不知道用被人包养换来的所谓“自由自在”能否是真的自由！作为一个男人，不去靠勤劳的双手养活自己的肉体以及理想，反而期盼瑟缩在一个有钱女人的影子里，在已经失掉尊严的精神世界里，用卑微而苟且的情绪面对文字，在他笔下生长出来的怎么可能是铿锵、高雅、不落凡俗的佳作！一个失去生活能力的弱者，尚没有勇气面对生存的艰辛，又怎能在完全脱离生活，似笼中之鸟的氛围里得到文学所带来的精神富有？起码在我看来，仅为笑谈矣！
其次，贫困、奔波对文学作者应该是一种赏赐，而不是囚禁了笔帽的枷锁。自古就有贫困、激愤出诗人的说法，为人熟知的更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生活上的磨砺乃是文学创作的宝贵财富，只有经历、体验了，在付诸笔端的时候，才能把握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写不出东西而埋怨生活的艰难，着实差异了。被称为当代短篇小说之王的刘庆邦，能写出如此多充满生活气息和人生哲理的作品，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衣食无忧在家里闭门造车。他出身农民，为了生活做过矿工，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依然坚持创作，所以才有我们后来看到的把矿区生活描写得如此深刻的小说《神木》，并获得“老舍文学奖”，改变的电影《盲井》更是好评如潮。被称为伤痕文学代表人物的张贤亮，更是曾被打成右派，在贺兰县西湖农场和银川市郊的南梁农场劳动改造长达20余年，才写出后来轰动全国的《绿化树》、《习惯死亡》、《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经典作品。由此看出，文学不是温室里栽培出来的，只有在广袤的田野里倔强生长，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花，才会笑得异常灿烂、耀眼，才敢大方地披上阳光的外衣。
最后，我只想说，“作家”，请不要总是问生活给了你什么，还是先想想自己是否带着困窘、无奈、艰辛，全身心地拥抱过生活，全情地思考、酝酿、善待过自己经历的点点滴滴吧！若不是一面安逸、幸福的镜子被打碎了，怎会有那无数颗碎片，把飞逝的时光折射得五彩纷呈，把暗淡的文字映照得光彩夺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