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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正在调试着一台老式的收音机，想要努力地将忽然被风一吹，弄丢了的评书找回来，铃声一响，他的手，碰在天线上，收音机啪地掉落下去，彻底地，听不清任何的节目。他小心翼翼地将电话接起来，第一句，竟是惶恐说道：我，真的没有钱了，麻烦您，能不能再耐心等等？
我听着那边收音机吱吱啦啦的声响，像是一把年久不用的二胡，那喑哑的调子里，长满了青苔。原本想要大发脾气的我，终于还是忍下去，只低声道：我是晨安。他愣了片刻，随即便轻轻“哦”一声，说，工作，还好吧，钱，也够花吧。
他依旧是那么地虚伪，明明知道他不可能给我任何金钱上的帮助，却总是要多余地对我说一句，如果钱不够花，记得跟他说一声。说又如何？他能安静地度过剩下的岁月，不拿这样那样的事情，一次次地扰乱我的生活，于我，就已是莫大的幸福。
似乎从读初中的时候，他就被接连不断的债务，蛇一样吸附上了。那时我并不知道他在外做生意赔了很多的钱，要靠借东补西的方式来还债度日。我以为他开着餐馆或者商店，像其他同学的父亲一样，是派头十足的老板；所以每每有同学老师问起他是做什么的，我总是要用英文极其响亮地来一句：我爸爸是做BOSS的！他并不知道我这小小的虚荣，但每次回家，却装出一副老板的模样，对我吆三喝四，时而指责我作业写得潦草，时而对我平庸的成绩吹眉瞪眼，又时而，在我周末睡懒觉的时候，将我的美梦，喋喋不休地骂飞。
我曾经以他为荣，而他，却从来都觉得我是一个麻烦，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他像一条尾巴，吸附在我的身上，甩也甩不掉；而他，亦发现，我不再是那个于他没有任何帮助的丫头。
发现时光这样将彼此悄无声息改变的那一年，我24岁，大学毕业；而他，已经迈入50岁的门槛，除了欠下的一笔笔算不清的债务，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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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第一次对我开口求助，是我领了半年工资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他，问他需不需要什么东西，我买了邮寄给他。他停了片刻，突然问我，能否借一点钱给他？随后又啰嗦地解释道，是一个朋友，病了，急需用钱，他要表示一下，但手头的钱都投了股票，暂时支取不出来，所以……
我直截了当地将他的话打断，问他究竟想要借多少，他嗫嚅着，8千吧，6千也可以。我烦乱地朝他嚷，到底需要多少？！他沉默了片刻，终于说出两个字：一万。
我当然不相信什么朋友病重需要用钱的拙劣理由，不用打听，我也知道他经营的饭馆，在一日日亏损，怕是用多少钱，都堵不住那个巨大的窟窿。昔日忠实地跟着他干的下属，此刻皆成了敌人，对他围追堵截，连他出门买烟，都唯恐让人抢了钱包。
但事实远比我想象的要差。他帮人抵押在银行里贷了一笔款，款要到期的时候，借钱的那个朋友，却因为还不起，卷了铺盖离开了小城，投奔远方的亲戚。而他，理所应当地，就成了银行追究的对象。
他始终没有告诉我，他开的饭馆，究竟亏损了多少，而他那个忘恩负义的朋友，又究竟甩给他多少债务。他只是以残存的父亲的威严，让我不要问得太多，反正，这笔钱，他迟早是会还给我的。他甚至一本正经地，要与我签订一份借款合同，说让我放心，这点钱，他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挣回来。说不定，还会连本带息一块给我。
我起初还被他积极的还钱态度，存过点滴的希望，想着他究竟是混了大半辈子的男人，能够供我读书，让我与其他的女孩子一样有漂亮的衣服，在物质上不受任何的委屈，甚至得知我谈了男朋友的时候，还悄无声息地在我的卡里，多打了点钱，尽管，那点钱，不如我做翻译一天来得多。但是毕竟，在我毕业以前的岁月里，是他，给了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但几个月后，我便发现，我对他的估计，实在是过高了。他给我带来的麻烦，不只不会尽快地结束，而是像一条蛇般，吐着芯子，冷飕飕地沿草地穿梭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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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他在我打电话的时候，装作不经意地，提起要将饭馆重新改造装修，建成一个可以喝茶聊天的麻将馆。见我没有任何反应，他略略有些着急，托小姨问我，这个计划能否行通。我淡淡一笑，说，只要不犯法，他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
他很快将这句话，当成我的默许和鼓励，大张旗鼓地开始装修房子。临到快要竣工的时候，装修队突然反悔，说，原定的3个月后付清的另一半，必须在竣工的那一天就全部结账，否则，他们会将前面做好的一切，全部拆除。他原定的用开业后挣来的钱贴补装修费用的计划，一下子落空。偏偏装修队又是一伙地痞，看他犹豫，先自拆除了两扇门，作为对他的警告和威胁。他站在空洞洞的门口，吸了整整一盒的烟，站起来，便掏出手机，给我打了电话。
彼时我正因为工作上的失误，而被老总批得一无是处，看到他的号码，即刻气咻咻地挂断了。他却锲而不舍地又打过来。这样来来回回地四五次之后，我终于接通了，朝他大吼，你又有什么事情需要我来解决啊？他怔了片刻，才试探着安慰我道，是不是，你工作上有什么不顺，烦的时候，给老爸说说吧，或许我能帮你解决。我冷冷道，你是想要让我给你解决什么问题吧，别拐弯抹角的好不好，我忙着呢。他干笑两声，忙道，其实是一件小事，装修队那边，反悔了，非要我提前给支付另外一半费用不可，你看你有没有什么同学朋友的，在县城的公安局里，或许他们能帮着给调解一下。
我的火腾地冒出来，我说你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认识的人不比我多？为什么还要千里迢迢地让我在县城里找人？即便是我有同学在公安局，又能怎么样，他们不过是与我一样，是个微不足道的下属罢了。他却并没有在我的愤怒里失望下去，而是带着种近乎讨好的笑，提示我说，或许，你有同学的父亲，是在公安局里，有些关系的。
我用啪地挂掉电话的方式，结束了这场无聊的对话。一个星期后，我在网上，遇到一个小学时的同学，说，听说你父亲开的麻将馆，即将开业了，可惜你不在，否则，该请我吃饭才是呢。我不解，追问之下，同学才告诉我，原来他以我的名义，去求我的同学，让同学又求自己的父亲，帮忙吓唬了一下那些地痞，这才顺利结束了装修工程。而迫于同学的面子，同学的父亲，将他提过去的几瓶酒，又原封不动地退给了他。
当他站在鞭炮震耳欲聋的门口，一脸堆笑地欢迎前来捧场的顾客时，我却坐在电脑前，对着同学发过来的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有被人当场打了耳光的疼痛和无地自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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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麻将馆寿命极短，不过是一年，便因为有聚众赌博的嫌疑，被公安局查封。这次他要应付的，不只是上门讨债的人，还有亲朋好友的奚落和鄙夷。我不知道他在那个巴掌大的小县城里，是怎样熬过那些被人冷眼相看的艰难时日的。但我却清晰地记得他因此传染给我的焦虑和暴躁，我们像两个尖酸的刺猬，想要彼此取暖，渡过难关，偏偏每次靠近，便会将对方扎得鲜血淋漓。
那一年的春天，来得特别地晚，北京的风，大到几乎可以将体重急剧下降的我，袭卷到半空里去。我就是被这样大的风，卷到一辆疾驰过来的车上，撞断了小腿，住进了医院。他在得到消息的第二天，便连夜坐火车赶到了北京。我醒过来的时候，他正坐在我对面的床上，呆呆地看着窗外的大风。我扭转过身去，百无聊赖地翻一本杂志，不去理他。他讨好地将一碗鸡汤端过来，说，晨晨，起来喝点吧，很补的，我专门让饭馆里师傅做的。我假装困了，将杂志一扔，闭上了眼。他叹口气，把碗放下，又帮我收好杂志，停了片刻，才说，我给你带来了几千块钱，不多，先凑合着用吧。
也不管右腿刚打了石膏，我腾地一下子坐起来，朝他喊，你还是带回去吧，反正这钱，早晚也是要替你还债的！他的脸，红到青紫，手里的钱，在轻微地颤抖着，以他昔日暴烈的脾气，我以为他会将钱，愤愤地甩到地上去，但最终，他却将钱放在我的床头，而后微佝着背，出了门。门轻轻关上的那个瞬间，我瞥见他耳鬓的头发，不知何时，已经全白。
那半个月的时间，他每天都会坐二路公交，去一个山东人开的饭馆里，找师傅做我喜欢的鲁菜，而后又将保温盒裹在重重的衣服里，拿回来给我吃。儿时那些久违的口味，一一在我味蕾下苏醒过来。一起苏醒的，还有对他曾经有过的崇拜和倚靠。我想起6岁那年，他给我买过的最漂亮的一套衣裙，让我在儿童节那天的晚会上，变成人人艳羡的公主。我想起偶尔向他抱怨自己牙齿不齐，不敢大笑，他因此几乎咨询了县城里所有的医生，最后还是决定为了我能开心地大笑，带我去市里最好的医院做了牙套。我想起我跟人打了架，哭着回家，他从来都是护着我，去找人家讲理；我想起母亲去世的那一年，他怕我一个人孤单，硬是跟老师商量，让我回家去住。很多的往事，我以为在他给我带来的一次次烦恼里，会忘记，却不知道，它们一直在我心灵的最深处，藏着，只等哪一天，春天的风吹过来，它们如一株株小草，将一片温柔的新绿，呈现给我。
他要走的那天，兜里只剩了买火车票的钱，我将他给我的钱，又重新放回到他的兜里去。他没有拒绝，只说，清明的时候，如果有空，记得回来给你妈问声好吧。
我在火车开出的那一刻，朝他手机上发了一条短信，只有短短的一句话，说，我愿意用此后的岁月，替你还清欠下的所有债务。我知道他从来不看短信，或许这一条，他也会忽略掉，但，短信传达不到的东西，我知道，心，是可以的。
而我们的心，原本也是这个世间，彼此最温暖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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