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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逃学是我们那帮乡村小伙伴们常做的事，老师往往选择不管不问。老师多是我们同宗同姓的同村人，他们非常了解我们父母对子女的要求，自己当了一辈子“睁眼瞎”（文盲），孩子们能睁开眼就行了，要说上学能上出好日子来，简直是没有影儿的奢望。偶有热心的老师跟父母们谈起孩子的学习，时常会热脸碰上凉屁股。我们在乡村的小学生涯像鸟儿一样轻松自由。
我们三五个孩子，太钟情家乡的山山水水花花草草，甚至趴在沟壕里晒太阳，就能让流水般的时光轻易虚度。只是听到学校传来丁丁当当的放学铃声，才慌里慌张地撵上回家的队伍。
到家里甩掉书包的第一件事，就是往锅屋（厨房）里跑。长满锈渍的铁锅里，或许有半块馍和半碗剩饭。我们总像饿狼一样，将获得的食物一扫而空。当我们翻着白眼狼吞虎咽的时候，从田野里锄归的父母恶狠狠地骂上一句：饿死鬼托生的！有时难得他们高兴一回，也许会多说一句，喝口水，别噎着。我们很听话，拿起水瓢仰起脖子咕咚咕咚灌几口清爽的凉水。
有一天，我照例逃学，照例装作放学匆匆忙忙往家赶。在临近家门的路上，一股久违的肉香在空气中飘荡。那是一种多么迷人的味道啊，一年之中似乎仅有一次两次。那天太阳高照，根本不是年节。难道家里来了贵客？
果然，大姨来了。大姨头顶一方花毛巾，坐在开满碎花的枣树底下。两只刚下过蛋的老母鸡，咯咯嗒嗒向她讨粮吃。
母亲围着锅台转，袅袅升起的水雾，已将母亲消瘦的身体朦胧得模模糊糊。母亲见我进来，高声撵我到南地弄点儿柴来。母亲担心锅屋门口没有足够的柴火，恐怕一顿饭都做不成。我自然听从母亲的安排，急忙将身上的书包甩到床上，风一般溜到南地去了。我之所以如此快活地听从母亲的调遣，是因为我坚信那一顿会有好吃的。
真的就有好吃的。一盆萝卜烩大白菜，几碗泛着亮光的米饭。堂屋的饭桌底下，那两只立过功的鸡早已聚集过来。它们以对主人每天下一个蛋的忠诚，换几粒可怜的滚到地上的米粒。
母亲接待大姨十分热情，可能是姐妹俩一年半载才能见上一面。母亲不但准备了丰盛的午餐，还尤其客气地让大姨坐上座。过去，那个座位常年是留给父亲的。如今父亲走了，去一个很遥远永远也回不来的地方。
大姨吃着米饭，母亲说吃菜吃菜；大姨吃着菜，母亲又说吃饭吃饭。弄得大姨不好意思，嘴里说咱姐妹俩还客气啥？眼眶里却闪烁着明亮的东
西。大姨吃饭吃菜的同时，与母亲唠叨着家长里短。她们的话儿真多，仿佛前世欠下来的，今生要一字不落地补上似的。大姨偶有空闲，冷不丁给我夹一筷子菜，说孩子吃，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多吃点儿。这么小的身子，还要费心读书，多么不容易啊！一直以来，我固执地以为大姨对我真好，比自己的新生母亲强多了。有时母亲会用筷头子敲打我的头，并且无情地断言，别吃了，长大不可能挣够吃的哟！
发现那块肉时，母亲正用不祥的眼光盯住我。大概我的吃相又惹母亲生气，或者我已经吃了一碗米饭，准备再来一碗。如果在平时，她老人家肯定让我吃上坚硬的筷头子。在我猜测母亲心思的时候，母亲飞快地将那块从白菜堆里露出马脚的肥肉夹起来，小心翼翼地移到大姨面前，准确无误地投到大姨碗里。母亲忙说，大姐，吃了吧。大姨显得十分惊慌，生气地将肉夹起来，准确无误地投到菜盆里。由于大姨的动作把握不好，星星点点的菜汤溅到我脸上。那股浓烈的肉香，在我鼻翼之间顽固地逗留，让我盯住那块肉而垂涎三尺。
母亲马上端起菜盆，嘴里说我再去添点儿菜去。母亲将菜盆端回来，再也翻不到那块肉。
那天下午，我没逃学。坐在书声琅琅的教室里，我脑海里翻滚的仍是那块肉。记得老师表扬我，夸我在遵守纪律方面迈出一大步。
放学后，我绝对以一个兔子的速度跑到家的。来不及放下书包，就饿狼一样扑向锅屋，立即掀开锅盖，没能见到那块肉。我用半截柴棍翻到柴火堆里，仍不见那块肉。那块肉是我亲眼看见的，难道它长翅膀飞了？不死心的我再找到狗窝猫窝里，还是没有那块肉。我终于憋不住放声痛哭，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我的哭声惊动了那两只鸡，两只惊慌的鸡咯咯嗒嗒往院外跑，最终惊动在墙角昏昏欲睡的奶奶。
奶奶颠着小脚艰难地跑过来，一把将我的头抱在怀里。奶奶没了牙齿，说话瓮声瓮气的。奶奶说，孩子别哭，是什么吓住我的孩子？小鬼小派，全都滚得远远的！奶奶以为我神鬼附体，挥动着榆木拐杖划来划去，一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样子。
我哭着告诉奶奶那块肉。奶奶长吁一口气，好大一会儿才说，那块肉不能吃啊，是你娘从东院二婶家借来的。
俗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母亲一定在大姨离开后，就把那块肉还给了二婶。
若干年后，我进城工作。母亲也到了当年奶奶那个年龄，奶奶已经入土为安。
母亲前年患上难缠的糖尿病，身体每况愈下。医生反复叮嘱，多吃粗粮少沾油腥，粗茶淡饭是最好的治疗良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