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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吕萌相遇于一九八三年秋。
我应邀参加一个在南京召开的全国哲学探讨会议。在去房间的电梯内，一个女子挤了进来，我感到她在有意引起我的注意。她瞥我时的目光犀利并带有一丝审视。
她传递给我的第一信息不是漂亮，是一种美。眸子里透出的那种光明亮、执著而坚定，那是我们那一代人特有的眼神，理性，充满着慈爱。后来，我慢慢发现那眼神会在不同场景下流露出拘谨、羞涩与忧伤，以至于让我感到她是那么熟悉，如同在什么地方见过一般。
我暗暗期许她能来敲我的门时，门恰好被敲了两下，开门后，果然是她。
她为我介绍人文团队里为数不多的几个成员，那是我盼望已久并一直向往着的纯真团体。当晚，我们团队成员聚集在一个很小的会客厅里，她就像一个中学生一样站着，为我们朗诵诗。她朗诵的诗名是《有赠》，是一位我们尊敬的朋友写给他落难后的女友的情诗。诗句充斥着政治苦难的爱情意象，让我联想到十二月党人的妻子，那些与丈夫同赴西伯利亚一起受难的公爵夫人。
我渐渐看清了一件事：这是一个精神团体，吕萌是团体的灵魂。所涉及的人与事都被融进这个无形的精神团体里。它是“有思想”的知青部落，追求的是一种纯粹精神。这种不承担任何世俗事务的团体是在那一特殊时代特殊社会组织中培养起来的。它的依托是学术，寻求学术语言的理性表达，直到十多年后，我才近似地称此团体为“团契”。当代中国思想史这一课题曾伴随着吕萌和这一“团契”而凸显出来。
吕萌不擅长也不喜欢在公共场合“发言”，这与她在一二知己面前推心置腹的交谈形成有意味的对比。她
不能容忍丝毫套话和官话。今日，我才将此种语言之纯粹精神性追求与她的总体纯粹风格联系于一体。
她对性的态度近乎于清教徒。一次，在北京饭店吃饭，邻桌的一个编辑公然炫耀自己与四十多位女人有过性经历时，她就顿时翻脸，责骂那男人是个畜生，跟动物没有两样。我也并不赞赏她决绝的立场。尽管我不是一个性解放主义者，但又怕她给我一个下不了台，只能沉默着不敢与她争辩。她清教徒式的性态度再次使她的“纯”凸显为一种本质性特征。
她自始至终寻求精神的同道者，但她又并非是宗教团契式“同一颗心，共一个灵”的教主，而是一个始终突显出个体性的诗人。她作诗是即兴或任意发挥的，仿佛她在脑海里藏有一本早已写成了的厚厚的诗卷，只须嘴巴轻轻一吹，就吹出了美的诗句。
她是深情的。这种深情与她的直觉禀赋共同形成她对人性的洞察力。她容易被视为精神贵族，其实，她理性的外表下有着深厚的情怀。她与一个人的亲疏取决于她心目中对方的精神水准。
那一夜，我返程时因暴雨航班延误，又一次住进饭店。吕萌冒雨来看我。我们交谈至深夜。夜风很冷，灯光幽暗，我们面对面坐着。她与我热情地交谈彼此的经历和苦楚。她给我讲述中学一位与她并列优秀而出身“反动”的男生对她思恋如何被校长惩罚。说到当校长把那个男生捆绑在电线杆上让他淋了一夜雨时，她不是哭泣，而是泪如雨下。那是我与吕萌最袒露私人心扉的一次谈话，也是留在我精神家园最美好的片段。临走时，她蝴蝶般地扑过来，亲切地拥抱我。我们一起朗诵了季米特里的一段内心独白，我们的泪水在同一时间里落下，房间里弥漫着诗的悲情气氛。
知识阶层出身的吕萌并非贵族小姐，父亲当年右派的政治厄运与艰难处境，使她只能把情感压抑到生命的最底线。她对当时体制外民间思想家有着深刻的感情。领悟到这点，她雨中逝去的身影之美，激发起我一生不曾清晰意识到的深刻感动。
我至今都不记得，我当时是怎样鼓足勇气，向她坦白我已结婚，儿子已经三岁。
只记得她惊讶地“哎呀”了一声，然后向我索要我儿子的照片，并在照片、我儿子胖嘟嘟的脸上深深地吻了一下，说：“你儿子真像你。”
那是我与吕萌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见面。
二十多年后，我在互联网上获悉了一条吕萌的遗言：“可惜许多人性的记忆都要失去或者已经失去了。”我悲从心生，不知所措，唯一能做的是立即从记忆中搜索一些片段，并将它诉诸文字，让吕萌超出私人圈子而成为文化人物，如同柏拉图孟子唐诗宋词一样永远与我同存。
事实上，吕萌除了她的思想和著作存在于世外，她已经融入了我的精神家园世界。她和我童年时的晨雀暮鸦，隐没在密林落叶中的大雁塔、不知名的老客栈、钟楼上准时响起的钟声、俯身为我系鞋带的母性温柔的手……都融合一体了。
我想不出如何来给拙稿结尾。那就摘一句《浮士德》中的话，以表达我对吕萌的怀念与敬意：“永恒女性引领我们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