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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飞：1976年生，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北京文学》《四川文学》等全国一百多家报刊，有作品被《小说选刊》《读者》等刊物转载。《会上楼的牛仔裤》获第七届全国微型小说年评一等奖，出版有小说集《忧伤的歌谣》《刺客》《大人都是灰太狼》等。现居上海。
2009年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我的微型小说作品《会上楼的牛仔裤》获得由中国微型小说协会主办、金山杂志社承办的第七届全国微型小说（小小说）年评一等奖。
这对刚刚接触小小说这种文体不久的我来说简直是个天大的意外，在当时，它既满足了我写作初期的虚荣心，又给了我莫大的鼓励。
至今这篇小说已被《读者》《小小说选刊》等国内近百家刊物转载，入选二十多个选本，被全国十几个省市的近百所初、高中作为模拟试题，还被金鹰卫视改编成《美丽中国我爱你》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个故事手机动漫电影。
《会上楼的牛仔裤》写的是我在上海工作和生活的经历。
在我来上海之前，我们村有三个人和上海发生过联系：第一个叫刘尚海，村人最喜欢跟他打趣的一句话就是：“尚海你啥时候去上海呀？”可惜的是刘尚海一辈子也没到过上海。
第二个人是我一个旁门的大伯，有一年，他带孙子到上海华山医院看病，后来他回来后形容上海楼之高，人之多，医院之大，我们听得非常入迷。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上海人太冷漠，他说他向别人问路，同志同志地叫了半天，人家根本不搭理他。他急得哭的心都有，后来他才知道，问路不能叫同志，应该叫师傅。
第三个是我的姑父，他在上海远洋公司工作，虽每次都在上海登船或下船，可他自己很少在上海走动，他说上海人排外。比如你去商店买东西，如果操着外地方言就会吃白眼，服务员的态度也是爱理不理。
我当时就想，在上海工作的人在上海都待不下去，看来这冷漠和排外可是千真万确的了。当然，这都是八十年代的事儿了。
基于上述先入为主的原因，当我踏上上海的土地时，我对这个物质发达的城市是警惕的。我唯恐得罪了谁，或吃了谁的白眼。所以，我除了工作基本上不与当地人交往。
有一天，我正在洗衣服，有人敲门。开了门，一个拄着拐杖气喘吁吁的老人出现在我的面前。
他和蔼地说，小伙子，你的衣服掉了。我抬头望去，阳台上那件刚晾上去的衣服果然不见了，而它此时正在老人手里。老人竟然把衣服给我送上来了！
我受宠若惊，老人说，六楼风大，晾衣服最好用夹子夹牢，老人说的是本地话，我没完全听懂，但明白大概意思。
老人说完下楼去了，一瘸一拐的。后来我才知道，老人的腿骨折过，平地上走都不方便，更何况上下楼了。
老人下去了，我愣愣地看着他消失在我的眼前，内心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温暖。
后来，过不了几天，楼道的扶手上总会系着一个干净的马夹袋，袋子里放着衣服，有时候是褂子，有时候是裤子，也有的时候是袜子或短裤。
用老人的话说，如果他知道谁家掉的，他就直接送上去，如果不知道，他就系在他们一楼的楼梯扶手上。他相信，下班的人总会看得到。
后来，我开始慢慢和周围的邻居打交道。此时，我蓦然发现，上海人并不像我以前揣测的那样，排外和冷漠的人确实有，但那不是主流，绝大多数的本地人还是尊重外地人的。当然，除非你做了一些不值得人家尊重的事情。
再后来，老人的儿子出差回来，给他带些当地特产，他会送上来给我尝尝鲜。因为我是武警出身，时常晨练，老人的孙子很喜欢练武，于是他也常上楼来跟我学个一招半式……
过了几年我搬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住，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那个小区，但偶尔我还是会想起老人。
那时候，我已开始尝试写作，一直想把那段生活记录下来，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切入点”。
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一个战友的电话，聊天中，他跟我提起了他以前的一个住一楼的邻居。
邻居是个盲人，但他很热心，每次谁家的衣服掉了下来，他总是一层层送上去……
就在这一刻，我的脑海里突然同时出现了两个形象，一个是我的邻居，一个是他的邻居；一个腿脚不便，一个眼睛不好，但他们都是热心人，他们渐渐“重叠”到了一起……
此时，我和老人昔日交往的情景一幕幕重现，各种素材也开始在我的大脑里自动排队……
那天，我仅用了半个小时，就完成了这篇小说。
整个过程我根本停不下来，从脑海里涌出的字字句句迫不及待地落在键盘上。我打字的速度已经飞快了，可耳畔总有一个声音在催促——快，快，再快些。
我记得，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创作的酣畅淋漓的快感。而且，当时我给小说起的名字是《会走的牛仔裤》，在投稿的一刹那，我把它改成了《会上楼的牛仔裤》。
三天后，也就是2008年的3月24日，它在《羊城晚报》的副刊《花地》上发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