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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金庸、余秋雨可谓中国文坛三大家。
李敖当属杂家，以杂文见长。他身居台北，俯瞰世界风云，虽数次入狱，但屡败屡战，而且越战越勇。杂文刀刀见血，见血封喉，令挨骂者闻骂丧胆。
李敖也写八卦，但属于副业。更多时，李敖大骂众生，得理不让人。
金庸身居香港，以武侠小说享誉世界。一生作品多多，有金迷用其小说名的首字咏联：飞雪莲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金庸的作品风靡东南亚，在大陆更是泛滥成灾。然而，准确地说，金庸是报人。金庸具有远见卓识，他的评论高屋建瓴丝丝入扣，比李敖的评论要客观公道。几乎没有个人主观成见和情绪化色彩。这与金庸的性格和报人身份有关，但杂文的成果和李敖比就太轻了。
余秋雨在大陆属顶尖人物，无第二人可出其左右，但作品数量和李金二人相比则逊色许多。文字质量略高于金庸，与李敖伯仲之间。但文章的要旨则有待商榷，特别是与李敖的东西放在一块堆儿，立马就可看出中气不足的自恋味道。
李敖铁骨铮铮，一生不畏强暴。常常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放个屁也能把敌人噎个跟头或者熏出二里地，是故树敌多多。但无论黑道白道，对李敖都惧之三分。当年李敖买房，是蔡氏兄弟开发的，买回来，李敖发现缺斤短两，上门退货。蔡氏威胁说：李先生可知道我们兄弟原来是做什么的吗？李敖说：你们是流氓，我李敖不做流氓，只会坐牢，还会写文章,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打官司。蔡氏闻之陡生敬意，恭恭敬敬地给李敖退了房。
想来，这种火爆的事情在余秋雨身上万万不会发生。
余秋雨谦称文人，实则有政客的头脑。一生见风使舵，未曾吃过亏。大作名曰《文化苦旅》，其实从未苦过。《遥远的绝响》明着是写嵇康，其实是写自己，学富五十车，却天公不作美，未得施展胸中抱负。只好轻车闲荡，酒为伴，山水为友。从内心来讲，余秋雨从文乃不得已而为之，退而求其次了，余秋雨更想做一个呼风唤雨的政治家。
《苏东坡突围》，明眼人一目了然，余秋雨是借苏东坡发政治牢骚，分明是说他自己一贯公道正派，不偏左、不袒右，想不到受累不讨好，竟落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但说归说事归事，余秋雨要是站李敖面前，只怕会脸红的。
《一个王朝的背影》看似有《甲申三百年祭》和《柬太宗十字书》的韵味，但纯属政治上的敲门砖，可别称《忏悔录》、《我的自白》、《乞降书》，曰《再婚启示》更贴切。然而悲哀，文章人家用了，作者却没受重用，这稍有遗憾。
金庸身为报人，当然高度重视发行量。所以，他老人家是银子第一，文章第二。然则文章臭报纸也卖不出去，所以，随着报纸发行量的攀升文字也愈发了得。二者就像鸡与蛋的关系，也难说谁先谁后。
但金老爷子虽然看中金钱，为人却厚道，一生喜交天下英雄，关系直通八达岭。自然，入金老爷子耳中的都是赞誉美辞。
李敖与金老爷子恰好相反，李大侠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他妈的犯死你。而且随着狱龄的增长，骂人的本领也就空前绝后。
李敖骂人的本领堪与金庸笔下的慕容公子媲美，以彼之术还施彼身。李敖是名门正派，刀刀有出处，不屑于北冥神功或吸星大法之类的歪门邪术。
三人中，余秋雨目下境况最为微妙。
余秋雨身缚文革包袱，就像阿紫手中的渔网，越挣越紧。然而余老爷子偏不服气，死扛。余杰小子登高一呼《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其实余秋雨已经忏悔过了，《一个王朝的背影》即是），天下文人云起响应，围追堵截，炮声杀生让神州沸腾。总之，余秋雨不明着忏悔，过年吃饺子也不让你消停。
目前，三人身体都还硬朗，不便盖棺论定，先各表一段。
一言以蔽之：
李敖是独行侠，反贪官、也反皇帝。
金庸有先见之明，人情练达，坐收名利。
余秋雨才高八斗，但怀春不遇，有点像待嫁的寡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