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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业务科一共三个人：一位正科长，一位副科长，再一个就是我。
正科长原是饮食服务部门的政工科长，几年功夫，肚子里就塞满了脂肪，走路困难，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家里，但发话，科里凡大小事务，都得电话请示他，由他定夺！
副科长原在酿酒部门管后勤，调到药材批发站来，他觉得干的还是本行：药与酒，一吃一喝，没离大格嘛！在酿酒部门时，物质紧张，他就以善于囤积原材料闻名。到最后，仓库门都要挤破了，他还说：谁有也不如自己有！
正科长吸烟，常说“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副科长不吸烟，说吸烟易生肺癌。
正科长说不吸烟的人是不知好歹。
副科长认为吸烟有害健康，无异慢性自杀。
为了尊重正科长，我吸烟了，当上了“活神仙”。副科长一见，摇了摇头，真是不可救药。于是我开始戒烟。正科长说，应该用吸烟、买烟的实际行动，为国家积累资金，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于是，我又慢性自杀了。
机关大扫除，正科长认为应该先扫天棚；副科长提出，还是先擦玻璃吧！正科长说，先扫天棚是“自上而下”精神的体现；副科长说，先擦玻璃标志着先易后难的工作方法。
当然，干活的是我一个人。久而久之，我悟出一个方法：正科长在场时，我爬上梯子扫天棚；他不在场时，我就溜下来擦玻璃。
照例由我起草进药计划。写好之后，照例先送副科长审查，就像上三楼必须经由二楼一样。
副科长看了看计划书上的数字：“根椐我在酿酒部门的经验，有备才能无患。你的计划是不是充分估计到卫生事业的发展？”他在我写的每种药材的后面，都加了一个零，这样，数量一下子增了十倍。
我怀着不安的心情去见正科长。他看了计划上的数字，依然是一副政工科长的口吻：“注意，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自己搞得被动，被动就会挨打。你的计划是不是保守了一些？”大笔一挥，他又在副科长改过的每个数字后面，又都加了一个零。这样，我的计划书上，一个小时不到，增加了一百倍！
我说，科长，多了吧？
他说，就这么定了，这是他的口头禅。
我看着紫草丸一次就进了五千箱，即使全市儿童都得了麻诊，也足足够用三年。便在心中犯疑：卫生事业再飞快发展，有这么快吗？
药水像流水一样，源源不断地运来了。卫生部门领导下来视察，夸赞药材批发工作做得很充分，很好！正科长马上让我以业务科领导的名义，起草一个经验总结，上报给单位领导。不久，单位领导却批评我们占用流动资金过多，副科长立马又指示我以个人名义写份检讨。
接连修建了几个简易药库，还是装不下那么多的药。药库像一个便秘患者——药材出库率不到百分之一。
一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情况不见好转。两位科长才着了急。
副科长说，我加了一个零就正好了，你怎么又加了一个零？一切后果由你负责！
正科长听到风声，单位领导将亲自过问此事，于是顾不得自己的胖病，也到科里来了，见面便质问我，你这不是拿工作开玩笑吗？计划是死的，人是活的呀，你随时可以请示汇报嘛！
过失全在我身上。没办法，我坐在电话机旁，开始给各医院打电话：动员他们多进药品。我大声叫喊，小声低语；我威吓，我哀求。我用附带稀有药品给他们诱惑。没用两个小时，我已累得说不出话。
正科长被我吵烦了，说，做工作要到下面去，不要高高在上发号施令。
于是我到各医疗单位去，跑了一天也没结果。
回到科里，副科长在那儿，他说，不能整天在外面跑，家里没人不行呀！好像他不是这个科里的人。
第二天我只好不再出去，又坐在办公室打电话。不一会儿正科长又来了，看见我又坐着打电话，又听说我昨天跑得没结果，说，工作是人做的嘛，要开动机器，就要多想想办法嘛，比方，可以到食品厂去，建议他们把“人丹”放到水果糖里嘛！
于是，我又开动了机器到食品厂去试试。 我请接待我的生产科长品尝人丹，趁他谦让的时候，我把一小袋人丹全倒进他的嘴里，不一会儿就辣得他直咧嘴，他忙点头，承认人丹质量不错。我建议他把人丹放进水果糖里，科长拿起我的介绍信，仔细看了一遍，似乎怀疑我有精神病。他说，他们的水果糖放的是薄荷，不是人丹。
这一天，我还到浴池去推销过丝瓜瓤，到副食商店推销过核桃。我还想向菜籽商推销过莱菔子，一考虑那是加工泡制过的，种下去也不会长出萝卜，良心让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一切都没什么结果。一照镜子，脸晒得跟药丸一样黑。
我病了：头晕，眼花，身上发热，心里发冷，一小时蹲了十二次厕所，躺到第三天还起不来床。我知道病因，那天又累又晒，再加上吃了半盒紫草丸，一盒牛黄解毒丸，至于人丹吃多少就没数了。
傍晚有两个人来看我。我睁开眼睛，看见是正科长和副科长，手里各提着纸盒子。我眼睛直冒金星，看不清，可能是点心。
副科长说，快点好吧，工作总得有人做呀！
正科长放下手中的盒子，说吃吧，不够还有，科里给报销了。
我看了看，又昏过去了，那是十盒推销不出去的“女金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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