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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为荷，山川不再轻薄；以文为妻，山川不再寂寞。”
一、“性”的指称变调曲
在商品化年代，纯文学也纷纷下海，早已失去清纯水样，劈开大腿，无遮无羞地展示私处。剥离了主体意识的制约，追逐自由，标榜每一次尝试都是一种纯粹艺术的啜饮，大做糜烂之音。纯文学并不排斥性话语，并且要求我们用理性的话语谈论性。我们的社会，避“性”之不急，好像我们不愿意与这些被禁忌的事情有什么瓜葛。
但事实相反，我们的规避恰恰是对性的反复强调，并不断扩大了它的影响。文学中的性描写无可厚非，它其实是为文本中思想提供另一种可供参透人性的尺度，而本身并不具备独立意识。比如阎连科的《坚硬如水》，大篇章的性描写和性感觉，是为了突出在文革的背景下，用性的疯狂来整合那个特殊年代人们的群魔乱舞似的精神状态，包含了深层意义上的“恶魔化”因素。
在纯文学中，我们注重的是性话语背后的声音，也讲求写作中含蓄不拙陋的手法技巧。
文学不纯的表现之一，就是很多杂志或小说中，逐渐把性爱的写作提升到主体地位，以“性”提携整体，并模糊了“性”的具体指称。很多女性杂志上一些文章，拼凑一些无意义的呻吟，老套男女感情波折的一咏三叹，再加上些“处女红”的颜色，便是一篇颇具小资情调的美文。文章一开场，就要直奔主题，马上抓住编辑和读者的眼睛，急，太急。还没来得及摩挲到头脑构思开始温热的程度，就负载上一个个毫无生气的肌体般的话题，一触摸就感到冰冷的悲哀。
这种所谓的“时尚化”因素，就仿佛一个瘸脚的乡下姑娘，穿着红裤绿褂，坐在上岛咖啡厅叫一杯“蓝山”那样的不和谐。最安静的声音簇拥着肆意叫嚣的文化卖者，最浮华的热闹排斥着落寞的昔日骄傲，最文明的方式操纵着原始张扬奔放的生殖主题，最放纵的沉迷慰藉着高潮过后不知所措的都市人群。
二、拒绝“意义”的深加工
纯文学开始大言不惭地自我卖价。守着极少的发行量，对着别人的财源滚滚垂涎三尺。散文、诗词孤零零地躺在那里，好像早把世道的沧桑拾掇进自己未老先衰的皱纹里。“我们只要精彩的故事，JUST ”纯文学走向没落的表现之二就直接拒绝了丰盈的语言、深刻的心理描写，必要的背景渲染等，这些统统不要，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人物行为没有意识或潜意识的指引，自我与本我的制约，哪怕一点点的语言的拐弯抹角。
小说暂且不说，一直以高傲姿态屹立的诗歌，也难逃恶俗化的浸染。前不久在网上盛传的所谓“梨花体”写作，意欲将诗歌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在众多批判的声音中，岿然不动，甚至戴上了“解构主义”的冠冕。而如今，网上80后和90后的对战，用尚且幼稚的声音，也敢大谈“文学”!前者俨然以前辈的姿态，对下级指指点点；而新生代的90后，却标榜“创新”，口口声声想让已江郎才尽的80后赶紧让贤。
而真正的纯文学的大师们躲在哪里创作？
是在百家讲坛上细细研究“大禹三过家门不入的真正原因是他早已有了外遇”，还是积极活跃地在青年歌手大赛上当评委，以追求“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
悲哀！在如今，纯文学如果还要高蹈独立，纯文学的作家们还能忍受寂寞安心守着青灯古卷做学问，那就只能孤芳自赏、曲高和寡了。于是他们纷纷改弦更张。不然空守着一块“纯文学”的牌子，挂着羊头卖狗肉，春心的萌动恐怕早已是激流暗涌了。
三、“政治”和“经济”的显性原因
五四时期，文章作为武器，文学话语受制于政治话语之下。一直到文革后，“伤痕文学”出现，文学逐渐摆脱了政治的连粘，并呈现多元化，边缘文学向主流靠拢，大众文学和精英文学并行不悖。
另外，纯文学不一定是先锋的，高雅的，阳春白雪的，它可以以通俗的方式出现，通俗的是与接受对象之间的对话方式，高雅不变的是对人性积极的剖析以及对关照个体生命价值的的苦苦思虑和不懈努力。
然而摆脱了政治的文学并不是无所附立的，它固着在经济的因素之上，与之的关系由暧昧走向公开。纯文学不纯的因素来自两方面人群，一是阅读者。现今的时代气候，不需要再像五四那样，把文学作为“重造的工具”，而是一种消遣的方式，在茶余饭后，稍稍咀嚼一下，容易消化，容易吸收。要求文学单刀直入，开门见山，迎合现代快节奏生活的现状。
另一方面，作为写作者，考虑投入和回收的利益关系，就必定要符合现代人独特的审美需求，写些高感官刺激的文字来愉悦读者，换取酬劳。
两个方面互动，形成循环，纯文学在夹缝中举步维艰。难怪一些学者痛心疾首地大骂当代文学是垃圾！文化圈里的人如果还惺惺相惜的话，就可能坚持些操守，时间不止，奋斗不息。
无论是愤懑还是矛盾，都将沉淀，沉淀成一种习惯，习惯于现今的状况，只能写些文字聊以自慰，阐明心意。
当代，当人们紧咬着传统文化已经干瘪的乳房做徒然的吮吸时，我们期望新生代中有股潜在力量，会从干涸的河床中心喷薄而出，重新滋润人们心里的沙漠。
在这里，我只能为纯文学提前做一首挽歌，姑且作罢：
文学源于智慧根，此根已斩空游痕。
独有潮中一点鸥，换作悲歌待我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