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叔在北京

我的叔叔在北京!小村里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其实，我叔叔工作的那个地方离北京还有好几百里路呢。但是，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是那样给我灌输的。所以，我一直认为我的叔叔在北京。

　　我叔叔在北京工作很忙，平时很少回来。

　　我爷爷去世后，每逢年关，我叔叔总要千里迢迢地从“北京”赶回来为我爷爷上年坟。

　　我们老家，上年坟并不是什么悲伤的事，也不存在那种生死离别的揪心之痛!完全是一种思念逝者的仪式，许多人家当年遇到大吉大喜的事，上年坟时还要在家族的坟头上压一块大红纸，燃放鞭炮，以示喜庆!

　　我叔叔回来上年坟，对我们家庭，尤其是对我父亲而言，无疑是一件高兴的事。我父亲就兄弟俩个，平时家族中有个啥事，我叔不在家时全都是我父亲一个人来支撑着。所以，每到上年坟时，我父亲就盼着我叔一大家子人都能回来。而我叔叔每次总是他一个人往回赶。好在我叔回来时，大包小包地带着好多北方的土特产，如内蒙的羊肉干、沧州的金丝小枣，以及衡水老白干等等。我和我哥哥翻弄我叔叔带来的那些食物与用品时很高兴。我父亲却一脸默然，冷不丁地还会冒出一句责备我叔叔的话：“她娘们怎么没来?”

　　我父亲指的是我婶子和叔家的几个弟弟妹妹。

　　叔说：“过年了，路上车太挤!”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从北京坐车到我们苏北老家，要乘两天一夜的火车、汽车。途中还要在徐州、连云港换两三次车，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父亲可能也想到了那一层，沉默半天，仍旧说：“应该把文利带回来!”

　　文利是我叔家唯一的男孩。

　　叔说：“明年吧!”

　　可真到了第二年，我叔还是两眼茫然地一个人回来了。

　　之前，我叔可能写信告诉过我父亲了。所以，我叔归期将至的那几天，我妈就提醒我父亲说，既然他叔不愿意带她们娘们回来，说明他有难处，到时候你就不要再去追问了。我妈说这话的时候，随之轻叹一声，说：“哎!没准他叔的经济不是太宽裕，来来回回一大家子，光路费也要花不少钱呀!”父亲沉默不语。末了见到我叔真是形单影只地一个人回来了，我父亲还是满脸不快地训导我叔，说：“你这些年不在家，老家的好多风俗，你都不知道了。”言外之意，是批评我叔不懂得老家的乡规民俗。

　　在我们老家，上年坟时，儿孙们越多，越显得人丁兴旺，越喜庆越好!

　　我叔十八岁当兵，初小文化水平，在部队没混出个啥名堂，起先他在北京至山西那一带开山洞，后期给部队首长做饭，当了几年炊事兵。这期间，他可能把部队某个首长伺候好了，临复员时，小村里与他一起当兵的几个人都回来了，唯独把他安排到油田当工人。我叔很高兴，穿上石油工人的“道道服”之后，还专门照了一张照片寄回老家。

　　那时，我叔跟我婶子已经结了婚。婶子在老家务农。生产队看我叔家没有劳动力，整天挤兑我婶子，不是少分给她粮食，就是派她去做男人们干的苦力活。无奈之下，我婶子哭哭啼啼地跟着我叔去了油田。

　　我叔回来领我婶子去油田的那天早晨，在小巷口放了一挂长长的鞭炮，婶子把家中吃剩下的粮食背在肩上，我叔拎着分家时我爷爷给的几个小板凳，就那么默默地上路了。

　　当时，我爷爷还在世，我爷爷推着独轮车，把叔婶一家送到村东的公路边，叔婶一家上车后，我爷爷两眼含着热泪回来了。也就在那年冬天，我爷爷病逝了。我叔得到消息后，从几千里外的油田赶回来，竟然没有赶上我爷爷的任何一句话。

　　但，这以后几年，每到春节，我叔叔不管他所在的油田移动到哪里，他都要赶回来给我爷爷上年坟。而且，每次回来都带来好多稀罕的用品与食物，进村时，给大人们分烟卷，给孩子们撒糖块。

　　临到上坟时，我叔还要额外地备一份冥钱，亲自燃在我爷爷的坟前。期间，父亲领着我和我哥，到家族中其它坟上去烧纸，我叔便一个人默默地站在我爷爷的坟前守着坟上的供菜与尚未燃尽的纸钱。

　　有一年，上坟回来，我妈把我堵在小里屋里，悄声问我：“你叔在坟上说了什么?”

　　我一愣，心想：我和我哥跟着父亲到别的坟上烧纸去了，没听到我叔在坟上说什么。但，我觉得我妈那样问我，是个谜。

　　转过年，我叔又回来上年坟时，父亲领着我和我哥往别的坟上送纸钱时，我半道上折回来，静悄悄地走近我爷爷的坟前，果然听到我叔在悄声说话。叔说：“爹，儿子在外面混得不好，这些年，让他们娘们跟着我受了不少委屈……”刚说了两句，我叔掏出手绢，捂在脸上，哭了!

　　回头往家走时，我和哥哥跑在前头，父亲与我叔落在后面，兄弟俩一路上说了什么，我和哥哥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当晚酒桌上，我父亲的话突然少了，以至陪我叔喝出两眼热泪，没再埋怨我叔啥……

　　责任编辑　何光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