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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想到，一串陌生的数字背后，紧跟着的会是一阵暴风骤雨的铃声，让我猝不及防。
最后，依然是老套路：猜猜我是谁？
谁？还能有谁。虽然隔了十年的距离，但我还是一下就想起了这个声音的主人——余好直。
她的声音，实在是辨识度太高。一个女人，声音粗倒也罢了，粗里带着破，破里掺着沙，哎呀呀，想想吧，那是怎样的一种声音，惊天地，泣鬼神啊。
当然，我这样说，是有点儿夸张。想当年，好直和我一个班，除了上课，任何时候都会听到好直意外的声音凌空而起。下课了，她会突然在教室里喊：谁上厕所？好像上厕所是一件多么光荣而伟大的事，需要成群结队。从厕所回来，从一个余姓男生旁边经过，她一巴掌拍在人家后背上：一家子！把那个男生吓得一哆嗦。
在声音之外，好直也是班里的风云人物，出人意料的行为层出不穷，但总能带来良好的效果，比如吃油条。下了早自习，才是早餐时间，好直跟一个男生打赌吃油条，赌资是二十块钱，好直赢了，她吃了十根油条，那个一米八的男生才吃了七根。男生把二十块钱放在好直课桌上，双手一抱拳：你是我大哥。
高中的三年短得像百米赛跑，一眨眼，就进入了冲刺，在前十几名撞线的，没有好直，她落榜了。趴在寝室的床上，她哭得昏天黑地，这是我见到的好直最婉约柔情的一次。后来，好直复读一年，考上了一所工商管理学校，我们相隔千万里，各自走着完全不同的路。
再见好直，是毕业后十五年的同学会，我第一眼竟没认出她来。长发飘飘，黑框眼镜，白风衣，高跟鞋，如果不是她开口说话，我与她对面也不识。同学们惊呼：变化太大了，太女人了。
在那次聚会上，每个人都急着打听别人的信息，比对一下自己，重新找寻在同学中的位置。轮到好直，她浅浅一笑：就那样吧，我在企业上班，中层干部，老公在机关，有个八岁的男孩。
完美。这样的生活，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了，十五年时间，把好直和她的生活打磨成了一颗完美的珍珠，我除了羡慕，还能做什么？好直倒是很淡定：没什么的呀，大家都差不多，我在小县城，你还在市里呢。
那次聚会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好直，也没有她的消息，虽然大家都留有电话号码，但大多是固定电话和小灵通。十年之后，乍一听到她的声音，我有些诧异。
好直？
你听出来了？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
怎么会，你在哪儿呢？
我来市里了，你能出来一下吗？
我在马路边见到了好直，她手里攥着一个绿色的无纺布袋子，头发扎在脑后，脚上是一双粉色的拖鞋。见到我，好直一把拉住了我的手，粗壮的手臂露出褐红的颜色，手掌粗糙有力：可找到你了，亲人啊，我活不成了。
她特别的声音再次高亢而起，我赶紧说：别急，咱找个地方说。
坐在一家茶社的包间里，好直抽抽搭搭夹杂着义愤填膺，讲了她的遭遇，我连听带猜明白了大概。
好直是为她老公讨说法的。三年前的夏天，好直的老公在夜市上吃烤肉，旁边一个桌子的人打群架，他去劝架，结果，一把刀子扎在心脏上，没等到120车来就没命了。好直认为她老公是见义勇为，县政府不批，说证据不足以证明她老公是为了抢救他人财物或者生命不受侵害而死。
好直说：他不能这么白白地死了，他死了，我一家老小可咋办？没法活了啊。
好直从她的绿色无纺布包里掏出厚厚的一叠纸：你看看，这是我的材料，可他们不认啊，一群官僚。
这事好像有点儿麻烦，凭我一个小小的负责统计的科长，好像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连找谁都不知道。
好直说：就得找综治委、民政局，其他部门没用。
好直好像又回到了高中时虎虎生风的做派，粗喉咙哑嗓子，不管不顾。我告诉她让她老公单位出面，他不是机关的吗，总是要好些。
好直原本激动的脸一下变得神情僵硬，她低下头说：他就是个破工人，和我一个厂的，早就下岗了。
可是？
可是我说过他是机关的，是吧？咱们同学一个一个都风光无限，我能告诉大家我和老公都是个普通工人，我们天天为了鸡毛蒜皮的事吵架？能吗？原本大家都看不起我，我不能总成为大家的笑柄。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她说得没错，谁没有暗夜哭泣的时候，谁没有背地里的伤心欲绝？
好直说：现在，我是没办法了，想着能争取点儿待遇，也算他没白死，家里到处都要钱。
她趴在矮矮的茶几上，根根晶莹的白发刺着我的眼睛。我仿佛又看到了二十五年前，那个在寝室里哭得一塌糊涂的好直，那时候，她哭喊着：我不想回农村种地。
我通过好几个朋友，找到了市综治办的一个主任，把好直带到他面前。
离开市里的时候，好直说：大约还是没希望，让回去等着，都是借口。
我说：那你先回去等消息，也说不定就可以呢。
她撇撇嘴：哼，相信他们的话，年都过错了，反正不批我就一直找他们，不行上省城，进京。
看着好直因气愤而有点儿变形的脸，我一时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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