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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的智慧结晶——五行理论里有北、水、黑的对应，它印证在帕斯捷尔纳克那首很难翻译的名诗《二月》中：“二月，墨水足够用来痛哭/大放悲声抒写二月/一直到轰响的泥泞/燃起黑色的春天”，三种元素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但春天毕竟又是生命复苏、灵感待发的时节，帕斯捷尔纳克在长篇散文《安全保护证》里写了他客居柏林时的春日所思：“我国还在融雪，天空的倒影正一块块地从雪面冰层底下浮到水面上来，就像从描图纸下面滑出来的一幅要描的画。”
这几百字，已经从电影、音乐，经过用于写作的“墨水”，又说到了绘画；我每次阅读帕斯捷尔纳克，都分不清这是单纯的文字，还是颜色、声音、图像俱全的幻觉。
帕斯捷尔纳克的文本最无改成电影的必要，因为它本身就是接近视觉的，它最有画面效果，有光影，有声响，单看《二月》里的寥寥数句，就有奏鸣曲或印象派油画的效果。《日瓦戈医生》里有一章叫“粘满白糖的花楸树”，讲日瓦戈被掳至游击队后到脱险的经历，标题意象里甚至加入了味觉。
花楸树长在游击队营地所在的高坡下，落满了雪，游击队员要突出白军的包围，那些中了弹的游击队员，血流在雪地里，凝固成土，眼望着似乎甜丝丝的树，人的气息慢慢地从他们渐渐暗淡的眼神里消散。
我有时想，帕斯捷尔纳克住在别列捷尔金诺作家村，是不是一只乌鸦飞过房顶，掉下一根羽毛落在雪上的动静，都会被他听了去。他必须是神经质的，大喜大悲，若非如此不会放声痛哭被泥泞染成黑色的春天；他的皮肤能感受到睫毛忽闪引起的空气流动。
但是，诗人的注意力并未因此而分散至外界的一切，那些循环出现的意象，例如泥泞、融雪、列车和车站，也是可以架构一种体系的。帕斯捷尔纳克频频在这类意象里倾注他的能量，《安全保护证》里有一段极重要的文字，可以看作帕斯捷尔纳克的艺术的夫子自道：
科学抓住的是光柱的横截面中的大自然，而艺术则不同，它感兴趣的是被力的光束穿透时的生活。我会采用像理论物理学所采用的那种最广义的力的概念，差别仅在于我所谈的不会是力的原理，而是它的呼声、它的存在。我会阐明，在自我意识的范畴内，力就叫作感情。
如果这几句话不易理解，那就去体会“轰响的泥泞燃起黑色的春天”吧。力的概念深化了帕斯捷尔纳克得自于早年的音乐、绘画、诗歌训练的艺术观，后来又进入到他的历史和哲学观里，绾结于他对主宰、推动人间之事的运动过程的思考。
冰雪的融结，树木的荣枯，季节的交替，都是无形的力在起作用，人的眼睛是看不见的，唯有从泥泞这一类事物中去捕寻和感知，它们是力的证据，是被力改变了的世界纷纷溅起的可见的碎屑。但是，人主观的力，即感情，则天然地希望介入并杀透这无法控制的客观世界的围堵，于是人必须活动、步行、远走，社会必须动荡、纠错、向前。
日瓦戈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学自我，这位敏感柔弱的知识分子在俄国大变局前后的行动说出了新社会的某些真相。看到很多地方管《日瓦戈医生》叫“巨著”，其实读了便会明白，它不是像前辈托翁和后辈索翁的“巨著”那种雄心万丈的硕大建构，它是悬起来的，像一口钟，在一百余里远的地方，或在地下三十米深的井底，依然可以听到它的嗡鸣。
它最好的象征就是那些了无常势的泥泞、飞雪，以及一扇扇迎着呼啸的朔风摔下草原的车门。生活如梦幻，但归结到底无非“一颗心拍打着车厢平台”，沿途丢下的车门佐证了“我”曾经来过。
有形的火车给日瓦戈们带去过告别旧时代、驶向新生活的感觉，但是最后他却被一个人扔在瓦雷金诺，情人拉里莎也被阴险的政客拐走了，而拉里莎的原配丈夫斯特列利尼科夫则死在了他的居所的前院里。
日瓦戈，这位帕斯捷尔纳克爱到心碎的主人公，几乎从来没有抱怨过自己受了新政权的愚弄或亏欠，他只是想着对历史、对所谓的历史进程，自己和世人的理解是多么不一样。
算上手头新出的这本，《日瓦戈医生》一书的三个内地译本，我都已收在手边。我想对帕斯捷尔纳克，用一辈子来致敬都不为过。同样以暴政和苦难著称，俄罗斯因为有了这本书而变得让人神往，会有一天，我要去看看诗人的墓石，看看冒出在冻土层外的水与雪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