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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带来《这些人，那些事》介绍给我说：好看。接过书的那一刻，潜意识动了一下，他们的推荐多半会是“轻”的，起码是“不重”的，神马都是浮云吗？
果然，这不是一本“重口味”的书。30多篇短故事，絮语般的讲述。明明是沉重，却想定了要往轻里说。作者吴念真和我是同代人，我们都使用汉语来写字，但是地域和成长经历完全不同，这种不同的对人的塑造和隔绝真是绝然无情，它依照不同的文化脉络，使各自的体验和讲述有了全然不同的面貌。
被《这些人，那些事》记录的没有大人物，只是街巷市井中时常擦肩而过的凡人：矿工，出租车司机，警察，乡村教师，士兵，落魄潦倒的女人，矿主，学徒，都是名不见经传的角色，是生活中最平常的成分，众多的尘埃。
像《琵琶鼠》中的“老鼠”父子，父亲“老鼠”连矿工资格都没有，只是个杂工，而“老鼠子”因身份来历不明，连正常入户和读书都不能。作者舒缓细致地讲出“老鼠”在近于原始状态的生活中显露出的粗粝和亲善，“老鼠子”的憨善助人和对学堂的好奇，以及四十年之后偶然相遇时，后者默默递上的丧葬业人士“琵琶鼠”的名片。
往往人们习惯了占据书本的尽是赫赫的大人物，而吴念真让一些实在太过平凡的百姓踢踢踏踏在书页间穿过，读过以后才知道，原来哪一个人都有他的不平凡，哪一个都是“有故事的人”。
被众多人熟识牢记、倒背如流的历史，曾经印满教科书，正确到了耀眼，似乎大历史必高于日常。这种书写的前提，是屏蔽掉平凡百姓的出场，无数个人经历的痕迹被涂抹、被擦掉、被覆盖、被淹没：你习惯了甘为英雄伟人之下永远的仰望者和诵读者，有人创造历史，有人接受历史，你的身份永远都是后者，你的经历是不值得书写的。
据说吴念真是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他的故事讲得真够温吞隐忍，再凛冽凄凉的事儿，被他一讲也不凛冽凄凉了。他有能力消融和淡化那些并不平淡的事情，原本触目惊心的故事，被他讲述过，就像被拖出来翻晒一下，很快会重新拖回到最日常的生活中，隐回到足以淹没它的庞大悠长的淡然寡味中去。吴念真说到它，好像就准备让人们放下书后把它淡忘。
从浅显的层面看，吴念真是靠语言的散淡松弛做到的。他的文字有点儿过于随意，它是不挑剔读者的，谁翻开来读，都没有距离感，或者说没有“文学感”。书中的人物对话，都保留着脱口而出的原色，这可能和吴念真本人是个很好的剧作者有关。
可以想象，一部影片的人物对白如果一张口就是书面语，不断招来观众出位笑场，会毁掉它精心编织的全部剧情。不过，我们身边更多的是见到这种场景：似乎世间已经没什么可笑之事、可笑之人，无论多荒诞的词语，权当清风浮云，左耳溜进右耳溢出，感官的麻木让今天的人们快丧失尽了笑场的本能。
很多年了，只要是印到纸上的字，只要登爬上略突起于平地的台子，人们的语言常常会自动自觉地转换成高亢嘹亮的书面语，自然地张口就把“我”变成了“我们”。能白纸黑字印在书上的自然是光鲜正确的，只有脱离了书本台面，人和人之间的私语言才潜行着、欢腾着。亲近温情的方言俗语们的潜在，又使得另一种语言越来越超离人间自我言说。
有人说，吴念真喜欢汪曾棋老先生的语言，他是在接续一条由汪那一代而来的汉语的文脉？这让人想到近年热起来的民国老课本。就在今年，我试着在每周用一次课来读两段老课文，不足百字。
我想，对语言的选择应该与吴念真的生命观相关，他需要软化沉重，让世间的苦都淡下去，淡到能被不太艰难地咽下。
正是《这些人，那些年》所记录的年代，世上有冷战，台湾有铁腕，这些在吴念真看来或者都是每个人必须经历承受的。因为大事件总是远的，而每个个人所经历的只能是他具体到琐碎的生活本身，每个人一定不是历史的承担点，却又都是它的散发点。
假设人的感受有个绝对的数值，如果“难过”就可以用指数来体现，那么，也许这世上就没有谁比谁更苦难、更痛切：五岁孩子丢掉一枚一块钱的硬币和一个在资本市场损失上亿资产的家伙，绝望指数是类似的。如果这样说，人类自然就该与痛苦同在。而得自于冥冥中的救赎也就只能靠自己消化完成，不可得救于别人和外力。
只要每个人都承担了他的那一份，就都是尽了责的担当者，我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