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的金笔

有人说，时间往我们的记忆里种植了太多的荒草，淹没了往事。这话说得太绝对，有些事和人在时间的荒草里像星月一样明朗清晰。

　　“文革”期间，我八九岁的光景。一个农村的孩子，不谙世事，像大雨天的一汪水四处放浪，玩耍。有一天，父亲神情庄重地对我说，你二爷回来了，你少往他那儿蹿跶。

　　后来我才知道，我这个远房的二爷在苏联留过学，在一家工厂当副厂长。人家说他是苏修特务，被遣送回乡劳动改造。一般人会认为，“爷”字辈的人，最低也得五六十岁，皓首皱面，夕阳西下。可我这位二爷，也就四十来岁。他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皮肤白皙，注意仪表。即使风吹日晒，依旧本色不改，就是白。阳光普照，看他的脸，还以为是中秋夜月色琼瑶呢。

　　二爷身穿一件干部服，上下左右各有一个兜。这身干部服岁数也不小了，肩头打两块补丁，犹如两块刺目的伤疤。有一次，我问他：“二爷，咋不叫二奶给你做一件新衣服呢？”二爷回答：“你二奶不会做干部服，只会做对襟夹袄，没兜，别不了钢笔。”这时我才注意到，二爷干部服左上兜别着一管钢笔。我问：“啥钢笔？”二爷回答：“英雄金笔。”

　　

　　有一次，在村头泡子边碰到二爷，见他穿一件对襟夹袄，我便问：“二爷，咋没穿干部服呢？”二爷回答：“不让穿。”后来我才听说，是村干部不让他穿干部服，说只有公社领导才穿这样的干部服，我们大队干部都不穿，你一个劳改分子穿干部服，是向我们贫下中农示威。

　　二奶给二爷找出这件旧夹袄，二爷说：“给我缝个上衣兜。”二奶说：“你也没钱揣，缝兜干啥？”二奶笑了，说，“你整天劳动，谁用你写字？还别钢笔干啥？”二爷说：“不别钢笔，谁知道我是文化人？”

　　二奶说得对，我没见二爷写过字。有一次，生产队保管员写收条，手头没笔，一把薅下了二爷衣服上的钢笔，一拔笔帽，却没有笔尖和抽水的笔囊，只是一个空笔管。保管员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二爷把钢笔夺回来，像呵护水果外皮的粉霜一样，小心翼翼地把钢笔别在自己的兜上。

　　不久，村里有了二爷的钢笔里装着发报机的传闻，说二爷用它跟莫斯科联系。大队民兵连把二爷抓走，让二爷交代里通外国的罪行。二爷说：“我没跟莫斯科联系。”民兵连长说：“你没跟莫斯科联系，钢笔里装发报机干啥？”二爷说：“我的钢笔里没有发报机。”民兵连长说：“你把发报机转移了，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赶快交代！”二爷坚持说，真没有发报机。民兵就打二爷的嘴巴，几个嘴巴下来，二爷的嘴角就淌血了。这种有色液体，在二爷惨白的脸上显得特别殷红。

　　民兵连长又问二爷：“你这钢笔不能写字别它干啥？”二爷回答：“文化人哪能不别钢笔呢？就像解放军戴军帽，没有五角星还行？”民兵连长说二爷污蔑解放军，又揍二爷。

　　他们不相信二爷的话，拿手电往笔管里照，用钩针往外钩，终于弄出了一个小纸团。他们如获至宝，寻思这不是情报就是联络暗号，可打开纸团一看，是两个字：“尊严。”他们让二爷交代，“尊严”是什么联络暗号。二爷说：“尊严不是联络暗号，而是一个人的生命姿态。”他们不信，就像囚禁犯人一样不让二爷回家。不久，二爷死了。临死前，二爷对二奶说：“把钢笔放在埋我的坑里。”二爷死在一个凄清的冬日，整个村庄像灭了火种的陶器，冷却而坚硬。

　　许多年以后，我成了一名高中生。有一次作文课，老师让写一件物品。我就写了二爷那支钢笔，题目是《英雄牌金笔》。老师阅后，把题目改成了《英雄的金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