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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后河上了公路，往县城方向的不远处，有个三岔口。这是两条省道的交汇，连着安徽，通着江南，自是车水马龙。五大爷的浮子酒摊，就安静地立在三岔口的一隅，干净的白褂、白瓷碗、白抹布，在车水马龙中，一尘不染。
天刚亮，五大爷就推出架子车，平稳地摆了三五个红瓦盆、水桶、木板凳，外八字的步子，骨碌碌地往后河里去。东方天边云彩抹着红，薄雾像一缕一缕的丝绸，正如五大爷褂子的雪白，淡淡的酒香随着他走。一条小黄狗，跟到后河的入口处，停下来摇着尾巴，远远地目送。
我在县城读书，逢周末步行回家，到五大爷的浮子酒摊处，刚好一半的路。每次到那儿，五大爷都是忙碌的，温和的笑写在脸上。三两棵高大的杨树，遮出一片树荫，有客人用瓷勺子慢吞吞地舀着吃。有时没客人，五大爷就静静地刷着碗，洗着抹布。
“五大爷。”我腼腆地叫。他乐呵呵的：“星期了！”指给我板凳坐，一边拿了碗，一边取了铁勺子。五大爷的铁勺是用薄铁片做的，小碗口般大，平平的，浅浅的凹下去一点点。铁勺在酒盆里平着薄薄地切，三下两下地放进碗里，从水桶里取了凉开水冲，稳稳地递给我。
白色的细瓷碗里，成片的浮子散开着，像是傍晚的云彩，泛着幽幽的黄。我喝一口，浮子一下就化了，甘甜的津水冲着口腔，轻轻一咽，满身子都沉浸在清凉的酒香里了。
五大爷戴着礼帽，眯着眼看我，眼角挂满微笑。“再来一碗！”他伸手去接我的碗。“不要了。”我躲闪着。五大爷呵呵笑着，也没强求，接着洗碗，问我学习的事情。“好好学，你大、你娘多辛苦。”“嗯。”我重重地点头，跟他道了别，朝后河的方向走。
村里人赶集上店的，到那儿歇歇脚，他就给冲上一碗。五大爷的浮子酒摊从不收村里人的钱，也有硬给的，五大爷都会送还，一边笑着说，“不值钱。”一来二去，村人也习以为常了，走到那儿停下来，口渴的喝上一碗，不渴的，也会坐树荫下，陪他说说话。正午的太阳毒，树下边却有风，杨树叶哗哗地响，好听，凉快。
我不知五大爷的眯眼是笑久了才成那样，还是因为眯眼让他的笑看着舒服。他清瘦，一脸红润，低声，平和，有点儿斯文，一年四季都戴帽子，草帽、礼帽、“火车头”帽，夏秋的白褂，冬春的棉袄，干净得没一点儿灰渍。有次我偶然见五大爷脱了帽子，鹤发童颜，让我想到年画里的神仙。
我村的浮子酒有几百年的历史，据说湖地里曾发现过一座古墓，里面有一瓦罐浮子酒，清澈透底，散着醉人的香。村里人喜欢用浮子酒做成“发面头”，随意地扔在面缸里，嫁出去的姑娘远远地带走，代代传承。我老婆每次回老家，都会帮娘蒸出大锅的发面馍，大兜小兜地提着，回来一顿一顿大口吃，鼻子上冒着细汗。
五大爷做酒极讲究。先是用簸箕把江米簸干净，把石粒、变色的米拣出来，淘了上锅蒸，一层层洒了研细的酒曲，成盆地装好压实，中间挖出一洞，续了熟水，上棉被捂上一天，沁人的香气就弥漫了半个村子。做浮子酒是非常娇气的，盆盆罐罐不能沾上一点儿油星，浮子上洒不得半滴生水。五大爷干净，做出的浮子酒地道，味儿正。村里人也有做的，多半会起毛，有绿点，白白糟蹋了粮食。
五大爷的酒摊出了几十年，谁也数不清他做了多少盆浮子酒。五大娘去世后，五大爷也推不动车子，便停下生意。一个人住在老屋里，土墙草顶，随便的几块木板，交叉着钉成了院门，总那么斜斜地半掩着。
如今他的一个远房侄子在做浮子酒，做出来走村串户地卖，也有办酒席的，找上门成盆地买。
我家在村里辈分较长，喊大爷大娘的也就那么几个人。正月初一回村里过年，吃了浮子酒、鸡蛋汤，我和弟弟们要去给长辈拜年。五大爷腰不弯，耳不聋，总是精神抖擞，笑眯眯地让着烟，小声地重复：“不拜年，不拜年。”关切地问工作咋样、孩子如何，照例一定要把我们送出院门口。
要去拜年的人家一年年在减少。今年春节，吃了浮子酒，爹说，村里你不用去转了。
五大爷无疾而终，享年八十九岁。
选自《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