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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小说和我以前讲述的故事不大一样。
究其原因，事情发生的突然，猝不及防，无法抵挡；其次，从发生到结束——真正的结束——过程无比漫长；还有，当真正的结局被展现出来，其爆炸的当量不亚于二战时美国人在日本广岛投下的原子弹。
多年前，我和霍丙去B城开会。会议不长，且无其他安排，所以，会议结束当晚，我们就找了一家歌厅去唱歌。说来也巧，那家歌厅的生意出奇的好，所以，当我们想找女孩陪着喝酒的时候，歌厅只能满足我和霍丙两个人中的一个人的要求。
霍丙长得有些像金丝猴，就开玩笑说：“如果是瘦一点就陪我好了。”他指一指我，又说：“你长得像狒狒，如果女孩胖一点，就陪你。”
我点头。
不久，门开了，过来了一个女孩，不胖不瘦。
霍丙和我同时笑了。
女孩倒很大方，坐在我俩中间，说：“闲着也是无聊，我一个人陪你们两个人好了。”
大家没有什么异议。
于是，开始唱歌，一边唱歌，一边喝酒，等到深夜两点的时候，稀里糊涂地出了歌厅。记得是拉着女孩的手，站在门口大口大口地呼吸新鲜的空气，之后，女孩就神秘地消失了。
我和霍丙打了一辆车，想要返回住的地方。
我们说出酒店的名字，并和司机讲好了价钱，可是，言明自己非常熟悉此路的司机，却在我们上车后开始迷路了，半个小时不到的车程，他找了大约一个小时。
霍丙有点生气了，他坐在司机的后边，对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我说：“他到底知道不知道路啊？”
我问司机：“是啊，你到底知道不知道路啊？”
司机说：“知道啊，知道啊。”
霍丙说：“操，咱们干脆把他杀了吧。”
这是一句玩笑。
可是，我发现，司机握着方向盘的手抖动起来。
真是一个胆小鬼，玩笑都听不出来吗？
霍丙又说：“反正已经杀了两个人了，不差再杀他一个。”
我赶紧制止他：“算了，别瞎说话了。”
霍丙说：“不行找个人问问。”
司机如得赦令一般，要找人问路，果然见到一个人，匆匆地在路上行走。他停了车，要开车门，开了几下也没开开。我拍了一下他的腿，对他说：“你别动了，我去问。”
这时，司机的脸都白了。
只是，我们都没有注意。
我打开车门，向那个行人走去，可是，正要喊他时，他转身进入一条漆黑的巷子，咳嗽一声，便连脚步声也听不见了。
我非常懊恼，骂骂咧咧地回到车上。
霍丙说：“去他妈的，我们下去算了。”
我想想说：“好吧。”说完，结算了车钱，稀里哗啦地下了车。
在我和霍丙的意识还清楚的时候，我们打算找一家小旅店待到天亮，然后再设法回会议定下的酒店，可是，等天大亮，我们醒来时，却是在路边的一个树木茂密、花草繁多的小山上。
我们背靠背，十分狼狈地睡着了。
天亮了，我们原来可以回到酒店，和相关人员告别，之后，拿着行李赶往机场，飞回自己的城市。
但是，出现了意想不到事情。
我们被警察扣留了。
头一天晚上拉我们的那个司机死了，死在自己的车里，死因不明，公安局的人让我们留下来，协助调查。
这下子，宿酒完全的醒了。
醒了是醒了，许多事情却说不清楚。
我们被分别讯问，讯问记录支离破碎，唯一可以完全吻合的，是我们在一家歌厅唱歌，找了一个女孩陪酒，夜深了才出来，之后就不甚了了。
好像坐过车，去了哪里也不知道。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后来才弄清楚，司机给家里发过短信，说有人威胁他，只是他发短信时，家人都睡了，第二天事发后才看到。
我们说不明白。
我们可能开过玩笑，我们可能生过气，但我们本质上没有任何杀人的动机，我们没有杀人。
可是我们的大脑出现了空白，我们说不明白。
这时，昨夜里陪我们唱歌的女孩来了，来当证人，她的证词救了我们，让我们摆脱了杀人犯的嫌疑。
那个女孩的证词是这样的——
昨天唱完歌，已是深夜两点，我们三个人出了门，乘坐她的车，去了她的住处，一直到天亮。我们三个人同处一室。天亮后，她困了，睡下了，我们才离开。
“你们在一起干什么？”警察问。
“可以不说吗？”女孩反问。
警察摇摇头。
女孩说：“我让他们两个人给我按脚。”
“只按脚吗？”
“只按脚。”
“没干什么别的。”
“没有，你们可以检查我的身体，当然，也可以检查我的房间。”
警察暧昧的笑了。
由于有女孩的证词，我和霍丙重新获得了自由，我们获得了自由之后，自然而然地和女孩成为了朋友。
女孩的名字叫李新。
名字很普通，一点也谈不上引人注目。
在以后的很多年里，我、霍丙、李新各自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庭，偶尔通通电话，更多的时候是发发短信，日子平淡而真实。那个死去的司机已经被我们淡忘了，他如同我们生活缝隙中穿过的一缕风，吹来时，有些凉，吹过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
一直到今年的春天，我和霍丙有一次去B城开会，去之前，给李新打电话，不料想接电话的却是她的丈夫。
他说：“李新住院了。”
“住院了？”
“对，住院了！”
这大大出乎我和霍丙的意料。
她丈夫说：“妄想症，越来越重，前几天刚刚住进精神病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