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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父亲和三娘有多大的仇，他总喜欢吐一口唾沫，再狠狠地挤一下眼说：窑姐儿。
母亲说：小点儿声，小心让三嫂听见。
父亲故意提高了声音：听见就听见，我还怕她不成?
三娘的身影在院里一闪，留下一抹月白，人已经进了屋，风门上她剪的莲花童子还在微微地颤。
三伯在的时候，父亲可不敢这样横，他要说三娘一个不字，三伯会操起铁锨、粪叉，跟他拼命。
那些年，暖风刚吹到墙角，三伯就搬一把竹椅，端着他锃亮的黄铜水烟袋，咕噜噜咕噜噜地吸着，像在跟杏树上那些嗡嗡嗡的蜜蜂比赛似的。三娘端一簸箕豆啊、粮啊什么的，坐在他身旁，有一搭没一搭地挑挑拣拣，仿佛头天才检过的那些豆里、粮里一夜之间又有了石头生了虫。
三伯的水烟袋从手里耷拉下来，嘴角拖着长长的涎水，跟我家那只老猫一样，被太阳晒得睡着了。于是，三娘放下簸箕，取出一个红面蓝里儿的马褥子，搭在三伯胸前。
一觉醒来，三佰问三娘：吃啥?
三娘答：浆面条。
三伯说：做啊。
三娘答：就做。
三娘做饭像电影里放的慢镜头，和面、舀水、烧火，一下一下，慢条斯理，仿佛屋外的日头永远在等着她，怎么浪费都用不完，她总是在我父亲还没有从地里回来时就开始做饭，我已经喝完汤在院子里逮鸡撵狗了，她的风箱还在不紧不慢地咚啪……咚啪……
母亲神秘兮兮地说三娘的箱子里有好东西，说完又鄙夷地撇一下嘴：就是有金山银山我也不稀罕。
我见过三娘的箱子，枣红色，箱身上画着龙凤呈祥，四个角包着黄铜，挂着一把长锁，钥匙则挂在三娘的腰间，红色的布条拴着，在她月白色的大襟袄下一晃一晃的。
和三娘住在一个院里，母亲似乎有点儿底气不足。
三娘漂亮，到老了，风韵还在，而母亲，长得过于粗糙，就像她做事一样，粗枝大叶，连毛带草。如果不和三娘比，母亲还不觉得，可天天住在一起，母亲就有点儿气短。三娘的头发梳得溜光，在脑后挽成圆圆的发髻，月白衫子黑裤子黑鞋，星土不沾。再看母亲，头发凌乱，发髻东倒西歪，衣襟上不是灰土就是面点、油点。
母亲不止一次很委屈地跟父亲说：你看三嫂，地里啥活不干，看我，跟牛马没啥两样。
父亲则白母亲一眼：你跟她比?
母亲昕到这句话，往往会舒心一笑，自我安慰似地挺一挺腰，好像那样就可以高三娘一头。
母亲挺一挺腰也有她的道理。三娘出身不好，是窑姐儿，是三伯从窑子里抢回来的。父亲说，当年的三伯在县警察局做事，骑一匹高头大马，腰里别着枪，把三娘扔在马上就驮走了，三娘趴在马背上还嗝儿嗝儿地笑不停。
三娘和三伯过了一辈子，没有一儿半女，可他们也过得好好的，天天跟唱戏一样，在屋里院里说说笑笑，用母亲的话说：那日子滋腻的——油和面啊。直到三伯七十三岁那年，嘎嘣一声断了弦，三娘一个人再也唱不成曲调了。
三伯死的时候，没人打幡儿，父亲让我去。他用力冲三娘的屋子吐了一口唾沫说：害死我三哥了，窑姐儿连个蛋也不会下，到老了三哥连个打幡儿的都没有。
也许是因为我给三伯打了幡儿，三娘突然对我特别好，父亲和母亲都上地干活走了，她就会把我从土堆上拉起来，拉进她屋里，递给我一个梨或者一块糖，还要看着我吃完，等我用挂在门鼻上的白布手巾擦完手擦完嘴，才让我走。
后来，我嘴馋了，不等三娘拉我，我就会蹭着墙角溜进她屋里，有时候会讨到吃的，有时候什么都没有。没有东西吃，三娘会很内疚地看着我，不停地摸我的头，摸着摸着还会哭。眼泪掉在我的光头上，冰凉冰凉的。
有一天我进三娘屋的时候，她半个身子趴在那口枣红箱子上，似乎在找东西。听见我进来，她直起身，冲我神秘地笑：看我找到了什么?
她把手里的东西轻轻一抖，那团耀眼的粉红就抖开了，是一件没有袖子的裙子。我从没有见过那么漂亮的衣服，我说：三娘，这裙子真好看。
三娘的指头在我额头上一点：傻哦，这是旗袍。是你三伯给我买的，我才穿两回就不让穿了。
我说：谁不让穿了?
三娘低了头：没谁，穿了不好。
我偷偷用手摸了一下那件旗袍，真滑啊，比我大姐的脸还光还软。
三娘说：等你长大娶媳妇了，给你媳妇穿。
我使劲儿点点头，想再摸一下，三娘打了我的手：瞧脏的。
后来的很多天，我一看见院里的杏花桃花，就偷偷地想那件粉红的旗袍，想赶紧长大，长大了就能娶媳妇，新媳妇就能穿它了。
小秘密在心里狼逃鼠窜，弄得我实在憋不住了，就在一天晚上告诉了父母。我得意地跟他们说，我将来的新媳妇有旗袍穿。
母亲赏了我三巴掌，父亲踢了我一脚。
他们说：窑姐儿的东西你也敢要?
[责任编辑 何光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