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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小钰是我们初三（6）班最迷人的风景。她用自己的美丽高雅，筑就了同学们眼中“校花”的形象。她学习也好，是我们班物理课代表，有“小居里夫人”之称。最能吸引别人眼球的当然是她的红色血统：她爸爸是一家轴承厂的工人，妈妈是来自一个贫农家庭的姑娘，哥哥参军当兵。你想想，在那个特殊年代，集工农兵于一体的直系亲属关系，犹如英国伯爵一样尊贵。
在1966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我和她分到一个集体户，到一个名叫“轱辘井屯”的山村插队。她的出身自然使她成了我们的户长，能跟她分在一个集体户，我觉得很光荣。在那个消弭感情、消弭个性的年代；再加上我们年少单纯，情窦未开，我对她除了同学情谊之外没有丝毫的额外情感。
到了农村的集体户，我们男同学不像女同学那样羞涩拘谨，很快就融入了农村的世俗生活，适应了那里的氛围。比如，在劳动中或闲暇时间，和社员“徕大膘”（“徕”读lai，第三声，说脏话的意思），我们也有了话语权。像“胡萝卜蘸酱油——狗鸡巴不是”、“割鸡巴上供——人也疼死了神也得罪了”之类的，我们张口即来。还有“哨”，意思是用顺口溜编词骂人讽刺人。
比如，我们生产队的车老板子胡二，总“哨”我们知识青年。胡二个不高，脸红堂堂的，秃头，两腮总是胡子拉碴的。我们就“哨”他：“赤红面子，车轴汉子，连毛胡子，秃脑瓜蛋子。”
一般说来，有女同学在场，我们非常节制，不“徕大膘”，也不“哨”。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话女同学不明白。有一次，我看我们集体户的张维光干活不行，就说他“胡萝卜蘸酱油”。我还没说出下半句，项小钰走过来了，我只好把下半句话咽了回去。张维光反唇相讥，说你才“胡萝卜蘸酱油”呢。项小钰问我，“胡萝卜蘸酱油”是啥意思？我说，户长，说了你也不明白。项小钰见我不告诉她，就问张维光，张维光说，户长你就别问了。
项小钰说，同学之间还那么保守，不就是一个解词吗？你们不告诉我，我请教贫下中农老师。我以为她不能真的问社员。她还真问了。
有一次铲地休息，项小钰文质彬彬地问孙队长，队长，我请教一个解词问题。孙队长没文化，说，我不明白啥是解词问题。我们户的一个女同学帮腔说，就是有的话我们不明白，请队长给我们解释解释是啥意思。孙队长问，哪句话？项小钰说，“胡萝卜蘸酱油”是啥意思？
项小钰的话音还没落地，社员们笑得前仰后合。项小钰不明白其中的原委，还一个劲地傻问，队长，真的，“胡萝卜蘸酱油”到底是啥意思？孙队长敛住笑，说，傻丫头，那不是好话，以后就别问了。
我看到项小钰满脸疑云，知道她心里在想，“胡萝卜蘸酱油”咋就不是好话呢？尽管如此，以后她再也没问。
刚下到农村，知识青年都住在社员家里。我们男生住在村东头的老刘家，女同学住在村西头的老李家。孙队长怕女同学干活迟到，走到老李家门前总是大声喊，妇女，下地干活喽！
项小钰觉得“妇女”这个词很难听，就私下对我说，韩耀旗，你能不能给孙队长提点意见，以后招呼我们，别叫妇女。我不明白她的意思。她说，我们也不是妇女呀！我感到奇怪了，就问，你们不是妇女，是啥？她回答，生了孩子或者和男人那个了才叫妇女呢。
我明白了，见到孙队长就把项小钰的意见转达了。孙队长是个开通豁达的人，就说，行，不叫“妇女”了。项小钰她们和我女儿一般大，以后我就喊她们“丫头”吧。
从此以后，孙队长再招呼女同学干活，就喊“丫头们”。我问项小钰，这个称呼怎么样？她回答，比“妇女”好一些，但也不怎么样。
一天中午吃饭，我没见着项小钰，同学们告诉我，她到公社卫生院住院了。我想去看看，女同学们说，项小钰说不让男同学们去看。而村里的大娘大婶们都能去看，我们作为同学为啥不能去？女同学挤眉弄眼地说，别细问了，你们就不能去。
后来我才知道，在推土的劳动中，项小钰突然来了例假，事前她一点迎接的准备也没有，裤裆红了一片。她怕别人发现，就佯装摔倒在泥潭里。也许是着凉，就病了，住进了公社的卫生院。村里的女人们拿着红糖鸡蛋之类的孕妇补品去探视，唠的全是妇科的一些知识，使项小钰非常难为情。出于礼貌，她还得对那些男荤女艳的传闻洗耳恭听。
项小钰康复出院不久，公社在我们生产队搞人工杂交培育新品种山羊。队里需要找一名配种员到公社畜牧站培训。公社对这名配种员要求还很高，要有文化，家庭出身还要好，性格还得细腻温柔，选来选去项小钰最合适。
我们户里的同学把项小钰欢送走，我想，项小钰干得了这个活吗？
项小钰刚走不几天，我也被抽到大队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到各个生产队巡回宣讲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两个月后，我宣讲到了我们轱辘井屯。在羊圈前看见了项小钰，她正在工作。有只种羊不愿意与母羊交媾，刚骑到母羊身上后又下来了。项小钰就用鞭子驱打种羊，让种羊往母羊身上趴。
我问项小钰，这只种羊是咋回事？项小钰说，它这是胡萝卜蘸酱油——狗鸡巴不是！我用诧异的目光看着她，心里感叹道，项小钰终于成了“妇女”……
一年以后，项小钰当上了我们生产队的妇女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