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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塔·米勒生于罗马尼亚，但是她所在的那个叫巴纳特的小镇，却通行德语。在后来的写作中，她始终挥之不去的，就是这样一个阴影：在罗马尼亚，她是德国人，而在德国，她却是罗马尼亚人。
她说：“德语是我的母语，到了德国，从一开始我就没有一个生词……可实际上许多句子所表达的意思却貌合神离。”
这就是米勒的命运，无论她逃到哪里，都只能是做一个异乡人。
在早年的作品《低地》还有《赤足的二月》中，也存在着一个形式主义的乡土，但天性敏锐的米勒似乎从一开始，就不安于那样的乡土。她总是被泥巴里的亡灵所诱引，而乡土以外政治经济中心那“遥远的雷声”，也确切无疑地投射到了她与小伙伴们无邪的游戏中。
我们知道，这个始终用凶巴巴的语气在自己故乡的上空逡巡的女子，终究会踏上流亡的路途。
流亡的第一站是城里的机械制造厂，清晨的高音喇叭里，播放着明亮的进行曲，米勒加入到了那集体主义的劳作人流中。但是，这乏味的、千篇一律的日子只延续了不到三年，那个异乡人的命运就来叩门了。
“一个高大健壮、蓝眼睛炯炯有神的男人”，来到了米勒的办公室。这个男人骂她，第二天又送上了一捧郁金香说爱她，到了第三天又骂她，将口水吐到她的脸上。
而米勒只有逃到办公室外的大街上，那街的名字叫光荣，她看着秃树上一只呆立的猫，然后对着空气说话：“不，我不是那种人。不是那种人。”
原来，那个男人是一位高级的秘密警察。他反复无常的咒骂和求爱，只是为了让米勒充当“线人”，去监视她的好友。米勒的长篇《那时狐狸就是猎人了》记录了这一段悲惨经历。
这是米勒生命中另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我们在那部著名的罗马尼亚电影《四月三周两天》（2007年戛纳金棕榈得主）里，曾经感受过类似的“独裁的暗夜”。
起先只是日常的纠结，然后夜色四围，到最后，你只能在野狗的吠声中，将你腹中的婴儿，像垃圾一样扔掉！
所以说从这样的暗夜中出逃的米勒，注定了一生都将被噩梦追逐。她逃离了独裁的空气，却被莫名的恐惧淹没。
有时候，邻桌的一个候车的男子，也可以将她击中，那个男子身上透露出来的所有细节，都指向一个散发着微光的核心：他来自罗马尼亚，她将他称为“邻桌旁的故土”。
她开始不安，害怕，她既害怕别人（当然是指所谓的“西方人”）看出她是罗马尼亚人，又害怕别人完全认不出她，将她当成和别人一样的人（见散文集《一颗热土豆是一张温馨的床》）。
所以说米勒是一个超级纠结的作家。纠结到了骨髓里。也正是靠着这样的纠结，她才存活了下来。
她没有发疯，也没有淹死自己。她没有像《心兽》中的罗拉那样，成为随便勾搭什么男人的荡妇。她如此幸运，只是因为她找到了一块手绢。
2009年12月7日，她站在斯德哥尔摩辉煌的诺贝尔颁奖大厅里，情深无限地回忆起了那块手绢。那是她拒绝了那位秘密警察之后，她失去了办公室，也没有了工作，她的朋友也不敢让她进入自己的办公室。
她走投无路，但她找到了一块手绢：“我又成了我母亲的孩子，……我把手绢铺在二楼和三楼之间的一个梯级上，翻译那些液压机的说明书。我成了一个楼梯的玩笑……”
她就在那可怜的栖息之地、那块手绢之上，存活了下来。她忘情地翻译，又找到了更多的手绢，一个又一个的词语。
她终于明白：“在专制中，人们不可说的东西，却可以写下来。因为写作是一种沉默的行动，一种从脑到手的劳动，它越过了嘴……我以生命的渴望来对抗死亡的恐惧。这是一种词语的渴望。只有词语的漩涡能够把握我的状态。”
换句话说，最终，米勒在词语中找到了自己真正的故乡。这也是她为什么总是将那些只言片语牢牢揪住不放的原因。
她多少是有些偏执的写作者，硕大的头，短发，香烟不离手。在各式各样的照片上，总是直视着你，像一只绕不过去的鹰。但是对于不公正，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敌意（她甚至从一位卖花的老板那里感受到了敌意），对于你与你身外世界和人群的那种疏离之感，也许再也找不到比赫塔·米勒更合适的书写者了。
她是一度荒诞的罗马尼亚现实主义者，贡献给我们的一只超级雷达，有一些刻薄，一些神经质，却带给我们必要的安慰。是呵，我们回家，拖着受伤的疲惫的躯体，这时候就听见米勒在说了：“一颗热土豆是一张温馨的床。”
不知道赫塔·米勒了不了解一种我们在童年时期玩的游戏，丢手绢。物质稀少的年代，没有网络，ipad，也没有美剧。漫长的假期到来了，下午，我们总一遍又一遍地玩着那样游戏：丢手绢呵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
那其实是和米勒的手绢相同的手绢，直到阅读赫塔·米勒之后，我才知道，我们曾经那样痴迷的游戏，原来是多么荒凉多么悲惨的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