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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年轻时，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二愣子”。虽然如此，但他也有惧怕的人，那便是我的干姥姥。
那时，我家住在乡下，母亲最羡慕别人的，就是家里有老人，能帮着带带孩子、做做饭，生气了，也有地方倾诉一下，
母亲是北方人，老家在千里之外，而我的爷爷、奶奶很早就去世了。
那个时候，父亲在县城干活，隔段时间才回家一次。每当父亲骑着自行车的身影出现在村前小路的尽头，渐行渐近，我便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他每次都带回来一些好吃的，比如肉、糖果、糕点：担心的是：父亲会与母亲吵架。
父亲脾气暴躁，点火就着，母亲呢，具有北方人典型的性格，倔强，不服输。俩人动不动就为些小事情闹起来，先是小声拌嘴，然后是大声争吵，甚至是大打出手，乃至于从屋内打到屋外……
听到响动，邻居们逐渐围了过来。或许是父母吵斗的次数太多、太频繁，他们早已司空见惯；也或许是日子太空虚、太无聊，他们巴不得有人能整出点儿事来，好解闷儿，邻居们虽然嘴上不停地在说：“别打了别打了!”但却只是站着围观，而无人上前解劝。
每当此时，弟弟妹妹在旁边吓得哭声震天，我愣在那里，像根无助的木桩。当父母斗到激烈之处，我才惊醒，想起干姥姥，跳起来，飞一般往她家跑去。
我—直不明白，是我那时太小亦或是的确跑得像兔子一样快，总之，每次我都能跑得耳边风声呼呼作响。
干姥姥是我家下放到农村后，母亲拜的干妈。一听说父母吵斗起来，干姥姥赶忙出门，往我家跑去。
我跟在后面，干姥姥是个缠过足的小脚，步子迈不大，跑不快，但她身子努力地前倾着，一扭一摇一摆，飞快地迈着小碎步儿，竭力让自己跑得快一些；而手里，要么是握着一支竹条，要么是一把高粱穗扫帚。
一见到干姥姥，母亲大喊一声：“娘啊……”仿佛受到了天大的委屈，蹲在地上，放声大哭。而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父亲，见到干姥姥，也立即老实下来。
干姥姥开始数落和痛骂父亲，骂到激愤处，举起手里的东西便打，父亲则老老实实地低着头挨揍。
干姥姥手里的东西，是随着季节而变换的，冬天是竹条，那竹条在父亲的后背上抽得砰砰作响，我看见父亲厚厚的棉衣上，腾起一道道、一阵阵的灰雾；夏天，则是高梁穗扫帚，当然是用过的那一种，随着干姥姥的手起手落，父亲后背和屁股上，立马布满了扫帚的灰印。
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干姥姥之所以变换工具，是怕真的打疼父亲，你想啊，冬天穿着厚棉衣，那细竹条抽在背上，会疼吗?而干姥姥打我父亲，只不过是虚张声势、安慰母亲罢了。
打够了，干姥姥训斥道：“下次还敢不敢撒野?”
父亲赶紧笑嘻嘻地连声讨饶：“娘、娘，您消消气，我再也不敢了!”
于是，干姥姥就转回身劝我的母亲：“儿啊，娘骂也骂了，打也打了，你就别闹了……”
父母的每次打斗，均以此结局而收场。当然，有时母亲与父亲怄气，娘家太远不能回，就干脆跑到干姥姥家去住。过了几天，父亲腆着脸去接，这一幕便又在干姥姥家的门前上演了。
那一年，干姥姥去世了，母亲跪在棺材前痛哭流涕。我也在流泪，当然，我伤心的是：如果父母再打起来，我到哪里去搬救兵呢?我侧眼看了看，令我惊讶且不可思议的是，父亲跪在那里，居然也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长这么大，我还从没见父亲哭过呢。
回到家，父亲依然沉浸在悲伤中，痛心地说：“好不容易找个娘管着我，这下又没啦!”
过了不久，父亲也拜了个干妈。
那一天，他穿戴整齐，买了礼品，骑着自行车带上我，去拜干妈。因为是父亲的干妈，所以我得喊干奶奶。回去的时候，父亲异常高兴，口里吹着欢快的口哨，身子很夸张地左右扭动，把自行车骑得飞快。他的情绪，似乎传染给了那两只呼呼转动的车轮，它们在平整的土路上也“沙沙”地欢唱着。
看着父亲兴奋的样子，我很奇怪，便问：“你干嘛找干妈?”
父亲扭过头，说：“有娘管着，多好!”
我更加不解，每次我上树掏鸟、下河摸鱼、满世界疯的时候，母亲的管束和训斥总是如影随形，烦透了。于是我说：“没娘管着，才好哩!”
父亲停车，诧异地望着我，说：“傻小子，被娘管着的孩子，能有地方响响亮亮地喊一声娘，多好啊!”
我快速地眨着眼，仍不明白。但我知道，父亲十岁的时候，我奶奶就去世了。
责任编辑 何光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