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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王彬彬连续发了几篇质疑汪晖的文章，成为这个可怜的文坛的一股热闹景象，上窜下跳于空洞的阅读视野。人们趋之若鹜，就像围观章子怡捐款门以及诸多艳照门事件一样，彰显了我们这个乏味时代的冷清和热闹，空洞是其本质，无意义的喧嚣是其呈现的形状。
我关心的不是王彬彬在那两篇质疑文章里指出的对方所有问题，而是这种质疑的方式在今天已经全然稀缺，大家早已习惯了慈眉善目的轻浮怜爱，运用久了你好我也好的所谓“东方智慧”，所以看到如此刻薄的质疑竟然也能让人耳目一新。
不管王彬彬的质疑有多少是属于吹毛求疵，有一点倒是说出了很多年来中国文化的一个病症，即“不好好说话”，或者我们可以同意王彬彬的这种不好好说话，也许是因为当事人不会把话说好，只能以一种模糊的、暧昧的、唐突的表述方式来解释自己原本拧巴的个人主义。
这种以晦涩为唯一内容的文艺作品，从上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所作的诗歌中就已经表露出一副半身不遂的病症。相比我们的文学，日本文学真是太高级了，不提经典的如川端康成，或者最近走红的青年作家青山七惠等人，就算被打入畅销书“队伍”(在中国一直有歧视畅销书的偏见，以为畅销即是没有质量的代名词，这已经作为一种低级的“常识”存在很久了)的村上龙、太宰治也完全可以用“写得太好了”来形容。
《寄物柜婴儿》讲述了两个被遗弃的孩子的故事，从他们被遗弃在寄物箱的那个瞬间开始，他们一生的命运就已经被定格在某个“悲剧”的轨迹上了。弃婴阿桥长大后会想：“我一看到可怜的女人便想冲上去抱住叫声妈……”这种复杂的爱恨交织用三个动词“冲”、“抱”、“叫”就解决了。
村上龙更愿意在平静得近乎没有感情的语句中说出我们所说的“日常真理”，比如他讲弃婴阿桥、阿菊的养母身世时，不动声色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相貌不怎么样的女人，然后她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投奔亲戚后跟当地粗鄙的矿工来往，矿工们对这个稀有的女性纷纷大献殷勤……
村上龙不容分说地把谜底或者说蒙骗人、给人带来美好念想的事实一针见血地掀开，并用简单但却不容置疑的口气让你一下子目睹真实状况后，还能既没有挖苦也没有同情地说道：“虽然技师的妻子比和代漂亮，但她很久没听人当面骂她丑，所以她无法相信。”这只是人的现实一种，回避还是廉价的同情，都毫无意义，但此时的“坦言”却能给人带来一种阅读的快感。
有人告诉我，在看泷田洋二郎的电影《入殓师》时流下两种液体，一种是看他们吃河豚时的口水，另一种是父亲死去时的泪水，这至少说明这部电影很懂得用情。原著小说《入殓师》引进的时间有点儿晚，过了当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时间段，但好东西都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没了噱头的小说《入殓师》值得一看，再说它的克制和精准的故事发展线索，都值得我们全身心地入到情感的体验当中。故事中的男主人公失业再就业时不气馁、有底气的精神，在我看来非常美好，这也是我能理解的人类尚存的美好情操之一。
曾几何时，凯鲁亚克就是今天的卡佛，非常流行，备受文艺青年追捧。只是今天的文艺青年已经退化成一种时髦的代名词，一种接近庸俗和浅薄的潮流，可是毫无疑问的是凯鲁亚克已经不足以迷人了。是错失了时代，还是浮躁的人喜欢喜新厌旧?经典即腐朽和过时?当年受到凯鲁亚克教育过的一代人都跑哪去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