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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布克奖情有独钟，凡有获得布克奖的作品出中文译本，必须第一时间找来读。在长长的获奖名单中，有一个名字多次出现，一直饱受争议，他就是萨尔曼•拉什迪。
他的成名作《午夜的孩子》一本书三次获得布克奖(1981年布克奖，1993年布克奖25周年最佳小说奖，2008年布克奖40周年最佳小说奖)，可谓前无古人。
拉什迪一直“动物凶猛”，每一次写作几乎都要触犯一些现实的政治、宗教或伦理“戒条”，为了他的作品出版，很多人失去了生命，而他自己为躲避追杀也不得不常年隐居。
拉什迪犹如狂放的孩童，放荡不羁，满含着指斥“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冷峻和勇气。他倔强地和这个世界进行對峙，拉什迪的作品，几乎就是他對抗现存世界的文学记录：
1981年，拉什迪的成名作《午夜的孩子》出版，此书由于被认为有影射和攻击印度前领导人之嫌，在印度被禁。
1983年拉什迪出版《羞耻》，又因为涉嫌讽刺、攻击和歪曲巴基斯坦历史，不仅本书被禁，作家也被以诽谤罪起诉。
1987年的《撒旦诗篇》更是在整个世界掀起轩然大波，此书被认为污蔑和攻击了伊斯兰信仰、歪曲宗教先知和历史，在亚、非40多个伊斯兰国家被禁。这本书还将无数炸弹导向了书店、出版商和不同国家的翻译者。
最让世人震惊的是，1989年2月14日情人节这天，伊朗最高宗教领袖霍梅尼发出了對拉什迪的全球追杀令。这一事件引起的轰动完全超越了文学的范畴，被认为是宗教禁忌与言论自由、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互不理解、彼此冲突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拉什迪所受到的對待，正反应出他的写作姿态——對抗整个世界。但是，让我们回归到文学，姑且不论拉什迪本人的政治立场和反宗教倾向以及他引起的各种纠纷，就写作本身而言，他依然是这个时代最富动感和魅力的作家之一。
拉什迪的對抗姿态事出有因：他出生在印度一个富有的穆斯林家庭，幼年随家人移居巴基斯坦，后又移民到了英国，并在此接受教育。
这种“漂移”般的经历造成了拉什迪复杂的文化身份——非印度，非英国，非伊斯兰教，非科学主义，非第一世界，非第三世界，他是一个多种文化的混血儿。在拉什迪的视野中，没有文化上的边界和禁忌，他能在几种文化间自由穿行。
与其他流亡作家，比如帕慕克、米兰•昆德拉等人相比，拉什迪是一个“没有”故国的人。對他来说，印度不是故乡，巴基斯坦也不是，英国更不是，这三个互相纠缠而各不相同的国度都只能是他的居住地。
他根植于东方文化，却又接受了西方式的教育，也正因为如此，拉什迪的写作對于东西方的人而言都极具象征意义。在东方，特别是伊斯兰世界，拉什迪是叛逃者和弑神者，是魔鬼“撒旦”；而對英语世界而言，他的文字却又充满了东方式的神秘主义和独特魅力，并且以一种奇异的方式接洽上了西方的批判传统。
拉什迪的作品有着自身的鲜明风格，他擅长将汪洋恣肆的想象、含义深刻的寓言和冷峻尖刻的比较交织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拉什迪是用现代主义的写作手法接续了古老的口传文学的传统。
和马尔克斯比较，同样是描写某块大陆的历史，但拉什迪绝不是什么魔幻现实主义，虽然他的作品始终充满了魔幻色彩——比如《午夜的孩子》里那一千个诞生在印度独立之夜的、身怀魔力的孩子，比如《羞耻》中体内藏着魔鬼的苏菲亚•齐诺比亚，或者《撒旦诗篇》里把宗教圣贤和凡人俗体结合在一起的写法。同时，他的作品又是现实的，这种现实甚至可以和历史事件相互對照。
有人用拉什迪的小说来比喻东方学巨擘萨义德的几部作品，说，假如《东方学》是萨义德的《午夜的孩子》，那么《文化与帝国主义》就是他的《撒旦诗篇》；其实反过来做比，才更能说明问题。
萨义德最为人称道的学术成就是他提出了西方世界的“东方主义”，即西方世界眼中的东方是他们带着偏见想象出来的东方，实际上，他们一直對东方毫无所知。
拉什迪或许是要用自己的写作告诉英国人，更是告诉印度人、巴基斯坦人，他们所了解的历史和现状都是不可靠的，或者说，现在人所共知的国家和历史是建立在现代暴力政治基础上的想象结果。
拉什迪在众多布克奖作家中独树一帜。如果将其他获奖作家比喻为“现实建筑师”，拉什迪则是“灵异建筑师”(会不会让人想起英国同为移民作家的奈保尔的《灵异推拿师》?)。拉什迪没有宗教信仰，却在自己的作品中构筑了充满神秘色彩的奇异建筑；他质疑宗教世界中的“神”，自己却又被当成魔鬼“撒旦”。
从第一部作品开始，拉什迪就显示出了自己“灵异建筑师”的本领，他的故事总是渗透着一种“反乌托邦”色彩——恶托邦。无论是《午夜的孩子》中那个神秘的印度，还是《撒旦诗篇》里對伊斯兰教创立疯狂幻想，都是一个糅合了勇气、想象力和高超技巧的“恶托邦”建筑。
他像一个顽固的、倔强的孩子那样，用自己汪洋恣肆的想象力和冷峻的笔调對抗着整个现存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