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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端正地坐在椅子上，就像一只落在大钟上的乌鸦。她把一个奇怪的旧手提包放在膝盖上，像碰见上司的临时工那样呆看着我。我向施耐德做了个手势，他悄无声息地退下，把门带上了。
“那么，我能为您做些什么，费希莱女士？”
她咽了下口水，张开嘴，看着我，又闭上。什么都没做。
“不好意思，我必须再提一次，我的时间很少，费希莱女士。已经过了五分钟了，请吧。”
“抱歉，这是个很长的故事……”
“请讲吧，费希莱女士，请注意下时间。”
她点头，喉咙动了动，又点了点头。上帝，还是不说。我正要按铃叫施耐德来送她离开。这时，她开口了。这只黑色的鸟开始鸣叫。
“是这样的，医生先生。我有一个女儿，米尼亚。我的丈夫很早就去世了，嗯，她是我的惟一，我的全部。您能理解吗？”
“可以，就目前您的讲述而言。”
又过了四分钟。
“米尼亚遭遇了很大的不幸。她上二年级时在操场捡到一个注射器，而那是一个吸海洛因的人丢下的。她那时太小了，才七岁，她把那东西带回了家。有时下午她要一个人呆在家里，因为我要赚钱养家，您懂吗？但这不意味着没人照顾她，不是如此。有一位钟点工，奥古斯丁夫人，但她那天休假了，或者病了，大概如此。米尼亚自己玩着泰迪熊，给它打针，而那针头扎到了她自己。”
她悲哀地望着地面。我尽量耐着性子不时点头。又沉寂三分钟。
静默。我想，她已经忘记要说什么了。这时她低沉的声音传来：
“在那个，在那个针头上，有艾滋病毒。”
“真是令人遗憾，费希莱……女士。您的女儿怎么样了？但愿她没被感染。”
她机械地点着头，哭起来，撕扯着她那个有些奇怪的手提包，如果她继续这样，也许我该递给她块手绢。不必了，她抽泣着，继续道： “她死了。前天举行了葬礼。”
她又哭起来。的确这很残酷。
“这真令人遗憾，费希莱……女士，难以置信。但是，您还有两分钟的预约。我还能为您做些什么？”
“您说说，医生，我对此想过很多。米尼亚病了很久。她死去时是十七岁，而我一直在想。我煎熬了很久，必须有人为此负责，不是吗？必须有个人，来承担这个罪责，不是吗？”
随你吧。她的手提包里到底有什么呢？还有一分钟。
“一开始我想当然地认为，是吸毒者的责任。我去了欧洲广场和御花园（均为柏林市内地名）。但我看到，这种人都处在病态当中，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后来我读了不少相关资料，最后甚至警察都知道了我。这很困难，他们一开始并不想告诉我。不过最后我找到一位警长。我相信，他也有自己的孩子。他告诉我，警方没能抓到毒贩，他只抓住了几条杂鱼，而大的那条还没上钩。他说，已经知道了是谁，却没有直接证据。然后，他告诉了我这人的名字，您的名字，医生。”
该死！
“我想过了。米尼亚已经离开了，我照顾了她这么久，辞去工作，以现在的年纪，也没法再谋一个职位。而我决不允许你继续逍遥法外，那么，即使警察没法对付你，我却可以，不是吗？”
如果这女人在讲笑话，笑点就是我会被害死。施耐德在哪？那该死的电铃在哪？
“所以我来到了这里，医生。让你肯接见我并不是件易事。搞到一个炸弹，并放到包里带进来，的确很不容易，尤其对我这样的女人而言。”
选自《大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