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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的雪真大。
大雪不间断地下了三天三夜，在木窗外大片大片慢悠悠地飘，把娘的心飘得火烧火燎。刚开始飘雪团的时候，娘就把家里能烧的柴草背到堂屋灶旁，我们在炕上围住娘坐着。炕是火炕，暖烘烘的，烧炕的锯末是爹冬闲帮人家打家具剩下的。爹出门了，可他挣来的“温暖”替他守着老婆孩子呢。夜晚，院子里传来“咔吧咔吧”的声音，娘披衣起来，一边借着雪光往外看，一边宽慰我们：“有啥怕的，娘在家呢……哦，是枝丫被风刮下来了。”
娘上炕来，却不躺下，倚着墙不作声。
“也不知你爹啥时候回来。大冷天的，他的棉裤可不厚……”
我想的跟娘不太一样，我最想我的红棉袄。
三岁那年的正月，二爷爷卖草鞋回来，送给爹一个成鸡蛋下酒。爹切开鸡蛋，里面的蛋黄泛着橙黄的油光，他闻一闻，小心地喂我吃了半块。夜里，我咳嗽起来，一咳嗽就是一个月，以后每年如此，从不间断。娘说，爹做生产队长，秋后都要外出开会一个月，这一个月里，爹吃得好，又不累，出门前又黑又瘦，回来就变得白胖。可接下来，爹就提心吊胆等着我的咳嗽，把他身上的肉又都咳了下来。从此爹的外出也加了一项任务——淘换药方子。芦根泡的雪水、炸过的陈年豆腐、冰糖焖木瓜、艾草煮鹅蛋……我一个个药方吃过去，却每年正月里咳嗽依旧。
十一岁那年，爹听一位老中医说，我这毛病，如果十五岁之前不好，就是一辈子的病根儿。爹没了办法，只好求村里通仙术的六奶奶。我躺在土炕上，六奶奶将娘买来的黄裱纸点燃，绕着我的身子旋转，口中念念有词，我在被窝里，憋不住“咯咯”笑出了声。娘给了我一巴掌，那是记忆里她第一次打我。六奶奶临走时寒着脸说：“明年，就看孩子的造化啦。本命年，正月里给她穿一件红棉袄，避避邪。”于是，腊月二十临时外出学习兄弟省市农业先进经验的爹要给我买件红棉袄。
第三天早上，太阳出来了。娘打开门，开始铲着门口一米多高的雪墙，在昨天扫就的雪堆上看到一只兔子的尾巴。兔子当然不是撞死的，难道一堆雪会撞死一只活蹦乱跳的兔子吗?可它明明就是一头扎在雪堆上，然后被夜里的雪几乎盖住了整个身子。兔子身子僵僵的，一点也没有夏天在野地里发现它们时机灵活泼的样子。
“这天冷的，兔子都冻死了，大概饿得没办法，来村里找食。”娘拾掇着兔子，满腹心事的样子。弟弟最高兴，过年能吃上兔子肉，那是除了做“二踢脚”之外最让他欢喜的事了。
小清河上的冰结得老厚，拐子叔用镐头砸了一个上午，还是空着水桶回来，说是河水冻干了。二爷爷在雪前下到河里兜银鱼的渔网也提不上来。娘把院门外田野里的雪用水桶盛回来，倒在大铁锅里，融化成水。
年二十九了。傍晚，我和娘站在村头等爹，把地瓜饭都等凉了，也没见到爹的影子。我们草草吃过饭，吹灭煤油灯，躺在火炕上想爹。
“吱扭”一声栅栏门响，娘一下子起身，打了个趔趄，没来得及穿鞋就凑到窗前看，高兴地说：“是你爹!”
爹背着口袋，一瘸一拐进了屋，一边口齿不清地吩咐娘端来一盆未融化的雪，一边从身后包袱里掏出一把山楂，递给火炕上眼巴巴看着他的我们。然后，他把手伸到背后，看着我，咧嘴笑了——一件红彤彤的棉袄，像一朵火红的云，捧在爹的手上，映红了我的脸。
爹躺在炕上，娘把雪放到爹僵硬的腿上、脚上，用力搓着；我和弟听娘的吩咐，把两块砖在灶洞里用旺火烧热，包上手巾，放在爹的前心后背上。一袋烟的功夫，爹缓过劲儿来，吸溜着热乎乎的地瓜汤，说：“差点回不来了。”
二百多里的雪地，爹徒步走了回来。这样的雪天，根本没有车通行，开会的同行都已经接受安排，住在外省的招待所里，准备年后再回家。爹走了三天，夜里找地方住下，终于在年三十前赶了回来。
大年初一的街道上，我穿着火红的棉袄，走在一群穿着粗格子布上衣的伙伴中间，将整条街道照亮了。那天，我留下了人生第一张照片：远处小清河坝上的树木若隐若现，近处的田野白雪皑皑，而我身上的红棉袄似乎要将整个严冬融化。
那个正月，我没有咳嗽一声。那一年，爹落下了一辈子也没去根儿的关节炎。后来我才知道，那件红棉袄，是爹卖了他的羊皮袄给我买的。
如今，我已是个36岁的女子，每个冬天都健健康康的。今年春节前，电话那端的娘说，你本命年到了，买件红棉袄穿。我说：“好的，周末就出去买，过年时候穿着回家，给你和爹看看你闺女有多喜庆，多结实。”
选自《博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