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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9年以后，我的理想就变得很明确了：一定要做个房东。
我遭遇的第一个房东，准确地说是老公就职的一家国营单位的房产科科长。自从领导出于怜悯，将远在三环附近的一个套间廉价租给我们之后，在很多个漆黑的夜晚，我们都像老鼠一样悄然出动，小心翼翼地敲开科长的门，恭敬地奉上一些烟啊酒啊之类贡品，然后提心吊胆地等待一句：“那房子你们就继续住着吧!”然后，我们轰然狂喜，我们感激涕零，我们点头哈腰。
也有些时候科长迟迟未归，我们瑟缩在他家楼下的暗影里，在每一次脚步声响起时心跳如鼓，害怕被老公单位的熟人发现我们手中体积庞大的廉价礼物。
然而最终我们还是失去了那一处栖身地，因为一个觊觎那套住房已久的老工人将一把菜刀直接砍在了科长的办公桌上。
谁也没有力量跟菜刀对峙!
我们灰溜溜地被扫地出门，开始真正的租房生涯。每次接到房东收租的电话，我都赶紧把家里整理成接待贵宾的规格，然后费力地遮掩一些自认有瑕疵的地方，比如用画框挡住被无意挂花的墙壁，用调料瓶掩住厨房的油污。在毕恭毕敬地送上租金之后，我们总要含蓄地暗示自己奉公守法没有任何违章乱纪之行为，同时我们经济困窘希望不要有任何提升房租之想法。
直到1999年，这种日子终于结束。住进自己的房子时我心潮起伏彻夜难眠。然后，一个宏伟的规划在我的心中诞生：我要当房东。
2002年我终于美梦成真。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哪知天下大变，已经是媳妇当家的年代了。
我的房客是个精瘦的广东小伙，每次收房租，当我喜滋滋地盯着他数出的一把票子流口水时，他就开始折磨我了。
“给我一点回扣!”
我瞪大了眼睛。
“一月50元，半年300元!”他坚决地说，抽出3张票子放在旁边。
“不可能，哪见过租房要回扣的?”我大叫。
“我是单位出钱，你总得给我点好处吧!”小伙坚持。
“那，你就多报50元，给我的不变!”我试图教他腐败。
“不行，老板会说租高了，让我搬家。”
煮熟的鸭子怎么能让他飞呢?我泄气：“40！”
“50!”小伙表情严肃地将3张钞票装进自己的钱包。我咽口水。
半年后，我据理力争，将回扣调整到10元。正将手伸向属于我的钞票，小伙又发话了：“厕所的排气扇被小偷撬掉了，钻进来偷了我几千元。你看，我装了几根铁栏杆。”
是多了几根铁栏杆!但一个排气扇的位置钻得进一个大活人吗?我很迷惑，除非他会缩骨术。
但我没有证据说这事没发生。我只得表示震惊、遗憾、同情，然后心虚：不会该我赔偿损失吧?
“钱偷了就不找你了，但这装铁栏杆的100元钱，你总得付吧?”
捧着劫后余生、严重缩水的钱钱，我无比纳闷：为什么当房东都这么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