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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忘不了村上的胡老婆，虽然她至少去世已有四十多年了，至于具体是哪一年，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她的名字几乎没有人知道，就是那个胡姓，也不知是她的夫姓或是本姓。在我只有几岁的时候，她的年龄就有六十多岁了，既无丈夫，又无儿女，孤独一人地活着。她的丈夫据说是当地一位大地主的儿子，留过洋。刚解放那阵儿地主一家被镇压了，只有她丈夫逃到了国外，再也没回来，就剩下她一个人。村里的人无论长幼，都叫她胡老婆。这也是我们那里对老年妇女的一贯称号。
那年代提起地主不仅是仇恨，还有恐怖在里面，总会让人想刘文彩、周扒皮、南霸天和黄世仁来，而地主婆也总会让人想起虐待丫鬟的种种可怕传说。胡老婆就是一个地主婆，提起她，对于幼小的我来说，当然也会怕怕的。对于她的相貌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但我确信是见过她的，那时我路过她的门口时，隔着门缝偷偷地看过几次，似乎是一个清瘦的小脚老太，脸色惨白，连头发也是雪白。每次我都不敢细看，心里吓得嗵嗵跳，怕她发现我，可有一次还是被她发现了，当她的目光和我相对时，我只感觉像两粒子弹向我射来，吓得心脏都差点掉到地上。
尽管我记不住她的样子，但她住的那间土屋我却记得很清，就在我家的东边，后来她死以后，那个地方并入我家的宅基地，我家翻盖的房子最东一间的位置，就是当年她的土屋所在。我在那间屋子里住了好几年，直到我考上大学走出了村子。这也是我忘不了胡老婆的原因，我记得住在那间屋子的时候，我有几次梦见胡老婆从床底上钻出来，拿一条棍子使劲抽我，醒来的时候总是一身冷汗。
我知道我之所以做这样的梦，一定与我小时候做过的恶事有关。记忆中胡老婆的那间土屋似乎总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她是村上的五保户，靠村子里供给的粮食生活，除了村上的干部送粮食时进过她的屋，其他人就没进去过。她几乎不和任何人来往，那间土屋的门也总是关闭着。我每次经过她的门口时，总会不由自主地感到一种恐惧，慢慢地，这种恐惧变成了我内心的厌恶，或许是为了消除我的这种情绪，我就撺掇村里几个同龄的孩子，在天黑时跑到她的门口，一边远远地往她门上扔坷垃，一边喊着“地主婆，地主婆”。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胡老婆总是躲在屋里一声不吭，这时我便得意地又是跺脚又是跳的，好像干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一样。
这样的事做了几次，终于被我母亲知道了，一向娇惯我的母亲很很地揍了我一顿，教训我说：“孩子，你可是她从娘肚子里扯出来的，你这样对她可要遭报应的呀！”
从母亲的口里我才知道胡老婆原来是个接生婆。那时候医疗条件很差，村里人生孩子没有去医院的，都是在家请接生婆帮忙。胡老婆年轻时在城里读过医科，自然就成了村里的接生婆。可是她的出身成分不好，村里的人用得上她时会去叫她帮忙，但事情一过，就都又疏远她，胡老婆却一点也不恼恨，再有人叫她，她仍然会去。
她每次出门都会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有时候穿的衣服我们都说不出是什么款式，据说那些衣服是她出嫁时的嫁衣。“那可是一个好人呢。”母亲有次偷偷地告诉我。
胡老婆是自杀死的。有一阵子阶级斗争形势紧张，村里几乎天天开批斗会，今天斗右派，明天又批坏分子，反正是没有消停过。几个被批斗对象就像轮流值班一样，今天你上场，明天我上场，时间长了批斗者和被批斗者都乏味了，批斗会就很难组织起来了。不知道是谁给出了个孬主意，说胡老婆是地主婆，她的丈夫一直还在国外，说不定她是潜伏下来的女特务呢，她那小土屋里没准就藏着一台电台。还有平时不和村里的人接触，是看不起贫下中农。每次出门都讲究穿着打扮，是地主习气。总之可批斗的地方多了，不妨也拉出来批斗批斗，村里的干部正为此事发愁，一听到这个主意，马上就同意了。
一向没有出过门的胡老婆就被拉出来批斗了。我还记得批斗她的场景，几间相通的屋子里，吊着几盏煤油灯，村里的男女老少围了一屋子，胡老婆站在中间，脖子上还被人挂了一双破鞋，人们吵闹着，哄笑着，像看一出大戏。而胡老婆低垂着头，浑身不停地颤抖着，人们只看见她那一头白发，在昏暗的煤油灯闪着惨白的光。
那次批斗会过后，就没见胡老婆再出来。有一个干部很好奇，推开她的门想看个究竟，才发现她安静地躺在床上，已经死了。
见过她遗体的人说，她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上边还挽了一个发髻。更让人们好奇的是她身上的一件衣服，料子是丝绸的，上面绣满了梅花，一排纽扣从胸前斜向腰间，下边两侧还开了叉。大家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款式，都叫不上名来。
过了许多年我才知道，穿在她身上的那件衣服叫着旗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