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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要选举出一位节目总监，所有候选人必须上台演讲，像西方国家竞选总统那样，对上任后的目标、计划，对节目的构想以及个人的竞聘优势进行阐述，群众代表对每一位参加竞选的领导打分，得分最高的竞聘者将被选中，担任频率总监。
我很幸运地被推荐为群众代表之一，和很多其他部门的群众代表一起，为参加中层领导选举打分。
我是编辑，平日工作内容相对简单，就是录制和剪辑节目，电话很少，每天最多只是给播出部门打电话询问节目的送播情况，有时几天也接不到一个电话。
可这几天，我的电话却突然变得繁忙起来。
先是我们部门新闻副主任打来的，副主任说，这次选举要靠你了，虽然你的一票起不了决定性作用，但是打分是有技巧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我嘴上说明白，心里其实并不明白。以前没当过群众代表，还不知道选举的具体情况。不过，我已经想好了，新闻部副主任是第一个给我打招呼的人，我一定要推举他。
副主任平时说话大咧咧，没有什么官架子，有时还利用工作时间和我们一起打牌，自然能和我们打成一片，而且深受大家喜爱。他的工作能力也是一流的，一旦认真起来，工作效率颇高，也获得了不少省级甚至国家级的奖励，而且我们频率的收听率也稳居前茅，这些都是他的成就和业绩。单凭这些业绩，竞争一个总监位置也是很有实力的。
不一会儿，我的电话又响了。
这次是部门副主任。
部门副主任只简单地寒暄了几句，让我莫名其妙，中午才见过面，在一起吃的米粉，这会儿寒暄问候实在显得多余。不过，他的寒暄让我明白了，他也在这次竞争的行列。
部门副主任姓江，做过一段时间的驻外地记者站的站长，我每次见他都会亲切地喊一句江老师。江老师和蔼可亲，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一段不算长的师徒情分。那时我刚刚应聘来到广播电台，台里让我们去记者站锻炼，我就被分配到了江老师的站上。那里生活艰苦，但是经常有重大新闻发生。是他手把手地教我如何用录音笔、采访机和剪辑机。每到过节，江老师还亲手给我们包饺子吃。我肯定会双手赞同江老师当选总监。
我还接到了一些其他人的电话。他们根本不参与选举，也纷纷打来电话，有的让我支持这个谁，给这个谁打100分，给那个谁只打1分，有的让我支持那个谁，给那个谁打100分，给这个谁只打1分。这让我不解，干吗只打一分，打0分不就得了。回答的结果却都一样：我都打听过了，谁打0分就意味着弃权，千万不能打0分。
这两个人，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打100分，然而他们俩又偏偏竞选同一个职位，这让我很为难。这一票我究竟应该投给谁呢？
选举前的那几天，我仿佛受到了领导般的待遇，上下班有人车接车送，甚至吃饭都不用我掏钱，因为总是有人提前预约着请我吃饭，所以我也只好来者不拒，免得得罪人。
选举的日子终于到了。那天一大早，我早早沐浴更衣，刮掉胡须，身着正装，坐在大礼堂的群众代表席上。两个应聘中层领导的人站在台下边，大声地向我们演讲，陈述着他们的理念，向我们拉选票。
投票的时间到了，大家排着不算长的队，将手里选票投进一个大大的投票箱里。而我却在两位候选人中卡住了。究竟要给谁打100分，给谁打1分呢？
我陷入了深深的纠结中。
台长恰好走到了我跟前，微笑着对我说，小同志不要为难，这张打分单是不记名的，但是一定要把你认为最有实力的人选出来。
论资历，江老师有可能在这次竞聘中胜出，而我们部门副主任平时大咧咧的工作状态，一直被一些高级领导所诟病，万一我这一票要是不投给他，他失利了，知道我没投他，怎么办？
大礼堂里没有几个人了，如果我还不投票，很可能就要作废了。在最后的纠结之后，我迅速地给两个人都打上了100分，然后，最后一个把选票投了进去。由于太着急，选票的右下角都被我撕掉了一角。
我对自己说，你们俩都是我心目中的好人，万一谁没有被选中，也怪不到我头上哟。
一周后，选举结果揭晓。我们部门的主任高票当选，江老师的分数则低得可怜。
当晚我们部门副主任举行宴会庆祝。宴会上他对我说，我虽然高票当选，但还是多谢你的那一票。听得我阵阵冒汗，强装笑颜。
转眼一年过去，选举的事早已尘埃落定，大家各司其职忙得不亦乐乎。一天上午，频率总监叫我去帮个忙，他说我们频率要搞一个给贫困山区孩子的捐献活动，让我联系一下看管库房的人，去地下室把一个捐款箱拿出来。
地下室里堆放着各种杂物，而那个最大的捐款箱，我再熟悉不过了，那不就是我们选举领导时用的投票箱吗？箱子正面写着投票箱，背面写着捐款箱。
我试图搬动投票箱时，发现它沉甸甸的。打开一看，我愕然了，原来我们以前的那些投票，居然原封不动地躺在里面。我清晰地看到我当时投的那一票，它就在最上头，右下角被撕掉了一块。
这里面的东西怎么办？我问仓库的库管，库管突然有所醒悟似的，连忙说：这些东西交给我，我来处理，你不要管了。又拧过头叮了一句：千万不要说出去，否则你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