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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个豪放的人。他的豪放，是从骨子里面透出来的。是一种天生的豪放。作《赤壁赋》。作“大江东去”，都是他内在豪放的外化。
豪放的人，大都豁达大度，不计小节，体现在苏轼身上，则是悲天悯人的仁厚。苏轼从来记不住别人的过错，照豫东乡里人的说法，就是不记仇。即使当时气得不行，甚至都怒发冲冠了，但过不了两天，他准会把这些都忘到脑后边去。这样的人，一般都会有很多的朋友。
苏轼就结识了许多朋友。这些朋友中，有王公卿相，文人雅士，世外高人，还有一些江湖中的奇人。大臣欧阳修、张方平、范镇、司马光;书画家黄庭坚、米芾、文与可;高僧佛印;隐士陈季常;剃头匠阿杜等，都是苏轼的朋友。
苏轼也有敌人。谁又会没有敌人呢？有的时候，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你的敌人就已经产生了，防也防不住。不说李定、吕惠卿、王珪等人了，像朱光庭、贾易这号人，与苏轼素无交往，甚至连认识都不认识，心底就把苏轼当成了仇敌，百般辱骂，尽露小人嘴脸。
抛却朝政上的原因，朱光庭之流怎么会把苏轼当作敌人呢？开始我怎么也弄不清其中的玄机，后来读《全宋笔记》，才慢慢看出门道苏轼的这类敌人，都是读苏轼的诗文读出来的。有的读苏轼的诗文，读着读着，脸白了，黄了，黑了，这句话是在骂我呐！还有的，读苏轼的诗文，读过沉默了。写得太经典了！我咋就写不出来呢？于是，苏轼就凭空多出了这么些敌人。
还有一类敌人。起初是朋友，携手走天下，煮酒论诗文，关系铁得很，后来却成了敌人。像章惇、沈括辈。
朋友与敌人，这只是我们替苏轼划分的，苏轼并不一定认可这种划分。认可与否，已无法亲向苏轼考究，只能去与之有关的故事中寻找答案了。
寻找答案之前，有一个话题得向读者交代明白。那就是苏轼是如何不肯记人过错的。且听分解。
嘉祐六年，一道圣旨，苏轼来到凤翔府，做了“签判”。刚上任的时候，凤翔府知府是宋选，宋知府雅爱诗歌，而苏轼恰是个中高手，所以，刚步入政界的苏轼小日子过得就顺溜一些，舒坦一些，有诗意一些。一句话，活得有尊严。一年后，宋知府被朝廷罢免了，又来了一个陈知府。
陈知府叫陈希亮，字公弼，眉州青神人。与苏轼同乡，不仅如此，两家还是世交，若论起辈分来，陈知府比苏洵的辈分还高，也就是说，他是苏轼的长辈。按说，有了这层关系，陈知府对苏轼应多一些关照才对，但陈希亮这个人有些古怪，面很冷，做起事来得他说了算，容不得商量。这样的一个人，行事往往会超出常规。
上任后的第三天，苏轼去谒见他。名帖投进去，仆人把苏轼领到偏房等候。等了许久，也不见陈希亮出来招呼，苏轼几次想离去，又觉得不合礼仪，心里很不是滋味。从此，在苏轼面前，陈知府摆出了两个面孔。一个是长辈的面孔，一个是长官的面孔。
这一年的中元节到了，苏轼因为其他事，没有去给陈希亮贺节。这本来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可陈知府却记到心里去了。
到了黄昏，他问家仆：“苏轼来过吗？”
家仆说：“没见苏轼来。”
陈知府的脸很难看。“目无尊长！”他骂了一句，连夜写道折子，第二天就让人送到汴京去了。不久，苏轼就受到了处罚，罚铜八斤，几乎罚去了苏轼大半年的俸禄。
有一段时间，陈知府似乎专意和苏轼过不去。苏轼为府衙写了几篇斋醮、祈祷之类的小文章，都是一些很扯淡的文字。文章的草稿呈上去，陈希亮总要这儿涂涂，那儿改改，甚至大段删减，然后扔给苏轼重写，一篇短小的文章常需往返数次。苏轼深感耻辱。
终于有一天，苏轼爆发了。苏轼曾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制举并得中高第，同僚都喜欢称呼他为“苏贤良”。那一天，有一个小吏在府内喊苏轼“苏贤良”的时候，恰被陈知府听见了。陈知府大怒，呵斥那个小吏道：“什么苏贤良，一个签书判官罢了！”还不解气，喊来衙役，当着苏轼的面将那个小吏狠狠地打了一顿。
苏轼当场和陈希亮闹翻，恶骂了一架，几乎动粗，被同僚们拉开了。
若干年后，当陈季常请苏轼为其父陈希亮作传的时候，苏轼没有推脱，或许他把当年不愉快的事早给忘掉了。苏轼写了一篇《陈公弼传》，把陈希亮塑造成了一个有勇有谋，敢给老百姓办事，刚直不阿的廉吏形象。
多少年来，豫东民间一直把陈希亮视为白脸包公，很大程度上是从苏轼《陈公弼传》里演绎得来的。
对于自己的敌人呢？继续看来，答案已露冰山一角了。
章惇贬谪苏轼于儋州后的第七个年头，也即元符三年，宋哲宗驾崩。赵佶继位。不久，章惇罢相，被远谪雷州，踏上了当年苏轼所走过的道路。而这个时候，苏轼却遇赦行走在北归汴京的路途中了。
建中靖国元年六月，苏轼北归行至润州，由于路途的鞍马劳顿，苏轼生起病来，不得不在润州小停几日。连日来，朝野上下都在纷纷传言，说苏轼一到汴京，就是当朝的宰相了。对于这一传说，苏轼早些时候就有所耳闻了，他并不怎么当回事，岭南七年，已使他对人生有了更为通彻的感悟。
忽然有一天，章援前来求见。章援来到苏轼的病榻前，“扑通”跪倒在地上，口里喊着“恩师”，已泪流满面。章援是章惇的小儿子，他中进士的时候，苏轼是这一榜进士的座主，这也是章援以师生之礼拜见苏轼的缘由。
就是这个学生，在苏轼南谪的数年间，未曾给老师写过只字片纸，而这次来，却给苏轼呈上了一封长信。信中说，章惇年事已高，贬谪雷州，恐身心难以承受，恳求苏轼还朝以后，念在多年的交情上，对章惇援之以手。云云。
苏轼被章援的孝心所感动，他强撑病体，走下病榻，给章援写回信。拈起笔来，往事涌上心头，客栈长谈，山中游历，“乌台诗案”的出手相救……苏轼念及的，都是章惇的种种好处。苏轼在信中仍称章惇为丞相，写得也很动情：“轼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接着介绍了雷州的风土、注意的事项等，还一再叮嘱章援多备些药物。
信写好，苏轼想了想，又在信的背面抄录了一道“白术方”。苏轼说：“这个方子最适合岭南用，服了可延年益寿，请交与丞相。”
章援拿着方子见到章惇的时候，章惇正借酒消愁，已喝得醉跟蒙眬了，他见章援手里拿着东西走了进来，不禁问道：“拿的什么东西？”
章援说：“苏轼为你开的药方。”
章惇嘴角抽搐几下，指定章援，含混不清地说：“扔掉它，我不要苏轼的东西！”
选自《小小说选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