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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娟的死是理所当然的事，孤苦零丁的一个人拖着病体走了十八年，死也是一个归宿。作为邻居，我得赶去送她最后一程。
殡仪馆就在城东对面的村头，不远，但与闹市区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如果白天，可乘六路公交车，可那路车到了晚上六点就准时停运。眼看快八点了，我顺手招了一辆出租车。
开车的是个女子，明白我的目的地后，眼睛里顿时放出了一股幽幽的光，仿佛我也成了另一个世界的人。她甩出一长串：不去不去，快下车!我的双脚还没在地上立稳，她的车“呜”地一声，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跑了。
我想女人生性胆小，晚上不去那个阴晦的地方也在情理之中。
我又招了一辆，这次司机是个男的。我坐在后面，用柔和的语气说：请送我去殡仪馆。男人从后视镜里观察了许久，两只手却并不去搬方向盘。他用一种无言的冷拒绝暗示我，我只得知趣下车。
接下来是三次同样的拒绝。
我举目张望，希望能遇见个胆大的司机把我送去。阿娟的遗体定在明日—早火化，今晚是她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夜晚。我必须赶去，向她表达一个邻居应有的敬意。
一次次的遭拒让我失去了再叫出租车的勇气。我站在一棵月桂树下，随手摘了片叶子，攥在手里，想那个死了的寡居了多年的阿娟；想她那张被病痛扭曲了的脸，被各种激素药物改变了的臃肿的身形；想她在大冬天搂着被子在花园里晒太阳，招来一束束同情和不屑的目光，觉得某些生，真的不如死。阿娟可以和丈夫团聚了，她不再有任何疼痛了，明天的这个时候，她就躺在了有绿荫覆盖的地方，那里一定比她躺了十几年的病床好。
我在想这些的时候，一辆人力黄包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我的面前并同时探过来一张黝黑的脸：“去哪里，上来吧?”我知道我去的地方他肯定不去，没好言语地说：火葬场你去吗?他没多说话，只说了句：“上来吧!”
我不想坐那样的人力车，为找借口，问了车价。他说十八元，我说：讣告上写的，出租车才十八元，给你九元去不?我这样说只是为了拒绝他。没料到他却来了句：“九元就九元吧!”我竟然鬼使神差地坐了上去。
车夫一边蹬车一边说：“如果我们的命根子还在，我就不会在夜晚偷着出来拉活。”我一惊，问他说的命根子是否另有所指?他说：“土地呀，我们没地种了。”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我一直认为命根子只是男人身上的一个器官。“地全让人家征去盖高楼了，我们都闲了下来。”他补充了一句。
他善谈，语言又直率，让我情不自禁地仔细打量起他，他个子不高，精瘦，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灰白色的衬衫，头发不长不短，被整齐地梳着，看上去至多有五十来岁的年纪。
黄包车的行速越来越快，一股股夜风迎面而来，凉爽而惬意。我还闻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一股烟草和汗水的混合味，仿佛几分钟前，他刚刚抽过一支劣质香烟。我说：“蹬得太快会累着你的，你慢点儿蹬。”他说前面有一段慢坡，得提前加点儿速度。他的头使劲儿向前耸着，两条黑而瘦的胳膊像一对飞翔着的鹰的翅膀。从车行的速度上，我能感觉到他的两条腿健壮而有力。“太费劲了，我下来走几步?”我说。他连忙阻止：“甭下，甭下，你这点儿重量算个啥?昨天，我拉的那个人才叫重呢，二百八十斤呐。”我问怎么有那么重的人。他说：“一个富商从香港回来了，高级车跟了两三辆，可他就是不用，非得租我的车，说要回忆一下童年的美好时光，把他小时候去过的地方统统绕一匝。我带着他沟沟岔岔跑了一天，他乐得不得了，一路给我竖大拇指。”他又补充了一句：“跟那个胖子比起来，你几乎没有重量!”
他用这样的语调和我说话，让我感到亲切，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
我用更亲切的声音问：“别的司机到了晚上都害怕到这地方来，你咋不怕呢?”他轻声一笑：“有啥怕的，都是自己吓唬自己哩。”
他又蹬上了一段高度，在一片离灯光不远的地方刹住了车，说：“我只能送你到这里，前面有灯的地方就是，走几步就看到了a”
我下了车，掏出十元钱给他，执意让他收下。他说；“那咋行，说好的九元吗?”他硬递给我一块钱。他递钱的手轻轻地颤了一下，却微微朝回一抽，这无意间的动作让我的心“咯噔”了一下。我看见了他递钱的手，那只手上只有两根指头，其余的地方空空的。我愣在那里，心里很不是滋味，但还是接下了他找回的那—元钱。我多想再给他补些钱，却怕在这会儿伤了他的自尊。
有灯的地方就是殡仪馆的灵堂。蜡烛燃烧的气味和浓浓的香火弥漫了周围的空气。阿娟就躺在内间里，外面几张小方桌上围坐着一些说说笑笑的人。’有熟悉和不熟悉的。
有的熟人立即向我打招呼，问：一个人来的，咋来的?我答：坐黄包车来的。那人不信：瞎说!哪里还有黄包车，黄包车早取缔了!我说：真的有，而且车费还相当便宜。
我松开手看车夫找的那一元钱，却发现我手里攥着的一直是那枚我在路边摘下的月桂叶片。
责任编辑 何光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