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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纳粹战犯共屠杀了600万犹太人。然而，并非所有纳粹杀人犯都受到了正义的惩罚，1934年受命出任党卫军 “犹太科”科长的阿道夫·艾希曼就是躲过了“纽伦堡审判”从而逍遥法外的其中一个。
阿道夫·艾希曼曾为纳粹德国起草和实施对犹太人的所谓“彻底解决方案”。这“彻底解决方案”表面上是力主对犹太人“加速移民”，但实际上却是对德国犹太人诱捕，赶到集中营实行集体屠杀。因此，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冷血杀人狂魔，双手沾满了犹太人的鲜血。然而，这个杀人狂魔在二战结束后却突然失踪，没人知道他的下落。本文为您讲述视缉拿漏网的纳粹战犯为神圣使命的以色列间谍组织“摩萨德”于千里之外擒获“杀人狂魔”艾希曼的传奇经历……
缉拿漏网的纳粹战犯，是“摩萨德”一项神圣的使命，是对600万犹太人亡灵的安慰。“摩萨德”每月都接到有关某个纳粹战犯在某地突然出现的报告，然而却多半是捕风捉影。不过，这并没有使 “摩萨德”放弃这项神圣使命。任何消息都引起 ‘摩萨德’的重视，哪怕因此而“劳民伤财”。“摩萨德”头子哈雷尔决不愿放过半个纳粹战犯。
一天，“摩萨德”收到了德国法兰克福检察官弗里茨·鲍尔博士转交来的一份情报，说党卫军冲锋队头目、“犹太科”科长阿道夫·艾希曼匿踪阿根廷，就住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查长布科大街4261号。弗里茨·鲍尔博土是犹太人，曾受过纳粹的迫害。他不愿把这条新线索交给德国当局，而宁愿相信以色列人能公正审判这名纳粹战犯。
这会不会又是捕风捉影呢？但直觉告诉“摩萨德”头子哈雷尔：阿道夫·艾希曼就藏匿在阿根廷，“摩萨德”必须捕获这个杀人狂魔！但与阿根廷相距千里的德国检察官鲍尔博士又是如何获得这一宝贵线索的呢？
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郊的奥利沃斯区，有一位18岁的漂亮姑娘，名叫罗泽·赫尔曼，是区内小伙子们爱慕、追逐的“公主”。在她的崇拜者中有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名叫尼克。与其他追求者相比，尼克根本没什么优势可言，但他脸皮极厚，向姑娘大肆吹嘘其父亲曾在希特勒军队里当过大官，以显示他系出名门，出身高贵。小伙子口才挺不错，表现出对世事的独特见解和惊人的标新立异，其中便包括德国人当年如果把犹太人统统除尽而不半途而废就好了之类的法西斯言论。
所谓言多必失，尼克犯的正是这大忌，他万没想到罗泽正是犹太姑娘，她对此当然非常反感。她虽然涉世未深，但也知道犹太人的苦难。她不但断绝了与尼克的来往，还愤愤地将此事告知父母。
罗泽的故事引起了父亲洛塔尔·赫尔曼的注意。他是一位达毫集中营的幸存者。洛塔尔知道不少纳粹战犯匿踪于南美国家，而最近阿根廷报纸还登有这么一条消息：德国法兰克福检察官弗里茨·鲍尔博士正在寻找党卫军冲锋队头目阿道夫·艾希曼，此人据说现住阿根廷。
尼克的父亲会不会就是艾希曼？
洛塔尔觉得很有可能：
第一，尼克说他父亲是德军高官。
第二，尼克从不邀请罗泽去见他父母。
第三，尼克甚至让罗泽通过另一位朋友的地址给他写信。
事情明白不过——害怕别人知道住址的人往往是见不得光的人，德军高官而且见不得光，不是纳粹战犯是什么？
在集中营里双目失明的洛塔尔立即叫妻子给鲍尔博士写信，告知一切。鲍尔又告知以色列。
哈雷尔派遣一名特工前往阿根廷首都调查落实情况。
不久，那特工失望而回。
“又是捕风捉影！”
“啊？”哈雷尔像被人迎头泼了盆冷水，“怎么回事？”
“我看是洛塔尔那老头太报仇心切了，所以把臆想当成事实。”
“实际情况怎样？”
“洛塔尔口口声声肯定查卡布科大街4261号房东就是艾希曼，查实房东弗朗齐斯库·施密特是土生土长的阿根廷人……”
哈雷尔像一下子掉迸冰窖里。
“摩萨德”还有许多工作等着干，己经有人在暗地里埋怨哈雷尔正事不干，老是想入非非去千里擒魔，追捕子虚乌有的纳粹战犯，哈雷尔只好把这事暂时搁下。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当追捕艾希曼已成泡影之际，弗里茨·鲍尔又从德国给“摩萨德”送来一份情报：一名前纳粹分子主动前来通风报信，以求减轻良心的负疚。他说，阿道夫·艾希曼现藏匿在阿根廷首都，用的化名是里卡多·克莱门特。
哈雷尔猛然想起，以前派去阿根廷首都调查的特工，曾提起过查卡布科大街4261号有两个搬走的房客，其中一个正是克莱门特！不过，当时洛塔尔·赫尔曼认为这两个房客只是掩护房东的稻草人。特工去调查时，他已搬走了。艾希曼就这样从他们眼皮底下溜了！
“就算他藏到地底下也要把他挖出来!”哈雷尔狠狠地一拳砸到桌面上，把杯子也震翻了。
哈雷尔的特工们望着身高只有1.55米、宽肩膀、蓝眼睛的上司，从心底里相信：阿道夫·艾希曼这回完蛋了!
一个精干的调查小组被派到阿根廷首都。怎样找到克莱门特新住址而又不引人注意呢？一个女特工想出条妙计。她在查卡布科大街附近一家高级酒店住下，并物色了一个机灵的服务员，交给他一个困难的但报酬极高的任务：将一件特殊礼物交给里卡多·克莱门特先生，给他一个惊喜。但他首先得打听到克莱门特先生的新住址，而且不能让人疑心。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小听差并不认为这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他想，如果事情容易得到一问人就会知道克莱门特新住址，那这丰厚的打赏就不会落到他头上了。但只要知道克莱门特一家其中一个人在哪里工作，就可以跟踪这人并知道他住在哪里。这无疑是正确的，而且成功机会极高。因为住处可以说换就换，但工作却不是想换就可以换的，特别是在找工并不容易的阿根廷首都。
小听差很快就打听到克莱门特有两个儿子，并得知其中一人的工作单位。机灵的小听差摸到那单位并记下克莱门特儿子上下班骑的那辆小型摩托车的车牌号码。
小听差告知女雇主，他即将大功告成。女雇主大大地嘉奖他一番，不过以后的事不用劳烦他了，当然，许诺下的赏金是会一文不少全给他的。
跟踪克莱门特的儿子后，以色列人终于找到了狡兔之窟——费尔南多区加里巴尔迪街的一座砖房。
间题并没有最终解决，因为“摩萨德”特工没有见到克莱门特本人，不能证实克莱门特就是艾希曼。
哈雷尔指示特工们耐心监控，一俟克莱门特出现，就把他的样貌拍照下来，让专家作鉴定。从艾希曼的档案得知，3月21日是艾希曼与妻子的银婚纪念日，艾希曼一定会出现——假如克莱门特就是艾希曼的话。
3月21日11时45分，加里巴尔迪大街上走来一位秃顶的瘦个子男人，大鼻子下蓄着小胡子，宽大的前额下架着一副眼镜，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手里拿着束蜀葵花。在他走进克莱门特儿子的房子之前，隐藏在附近的以色列特工赶忙把他拍照下来。
专家们将特工拍下的一大堆照片与艾希曼的旧照作了反复比较，结论是：克莱门特就是阿道夫·艾希曼。
哈雷尔高兴得几乎晕厥过去。
越境抓捕艾希曼这样重大的事必须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批准，这种事弄不好就会影响两国关系，酿成政治事件。
哈雷尔找到老朋友、总理本·古里安，向他请示如何处理艾希曼一案。
古里安兴奋地把桌子一拍，喊道：“把他弄来！死的、活的都行。对所有受过希特勒迫害的人来说，这将是一件大事。同时，这也是对我国青年一代的激励。”
哈雷尔亲自负责领导这次千里擒魔的行动。他遴选了11名精悍的特工人员组成一支特遣队，包括一名精于伪造证件的专家和一名医生。
这支特遣队成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有亲人在纳粹的大屠杀中丧生，所以特别痛恨纳粹战犯。这对行动既有好处也增添困难。好处是人人会不怕危险奋勇向前坚决完成任务；难处是恐怕他们一时难以控制感情，将艾希曼杀死，“亲手”报仇，失去了公审艾希曼的轰动效应。
哈雷尔感到事关重大，决定亲临阿根廷，在第一线直接指挥战斗，控制局面。这在世界情报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很难想象，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或苏联克格勃头子安德罗波夫会在外国亲身从事绑架活动。哈雷尔真可谓浑身是胆了。
特遣队出发前，定下了逮捕艾希曼的三个可能方案：
1.查明艾希曼确实在家后，破门而入“克莱门特”家。
2.在加里巴尔迪大街某处实施机动拘捕。
3.事先仔细判断罪犯回家路线，尔后伺机在某个预定地点进行绑架。
一项偶然的外交活动解决了将艾希曼运回以色列的难题。当时，阿根廷正在筹备独立150周年的庆祝活动，以色列领导人也在被邀之列。那么，完全可能在这架专机返航时顺道将阿道夫·艾希曼带回以色列。专机返航时间在5月11日，劫持时间定于5月10日。
“摩萨德”特遣队进入阿根廷首都后，在费尔南多区的小旅馆里分散居住，一人入住一间。另外还租了七个房间和寓所。代号叫“堡垒”的房间是行动总部，代号叫“宫殿”的房间是艾希曼的囚禁室，其他房间备用，为的是一旦当局找寻失踪的艾希曼则用作转移。
由于事先伪造了足够的而且可以以假乱真的证件，入住和租屋工作非常顺利。
化名为克莱门特的艾希曼此时每天都处在以色列特遣队的监视之下。特工人员不久就掌握了艾希曼的行踪规律：在每晚同一时间即7时40分左右，艾希曼一定是乘坐203路公共汽车在他家附近下车。
艾希曼在德国战败后，化装成伐木工，逃到吕内堡海德一个偏僻的村庄里，从而躲过了“纽伦堡审判”。1950年春，他在前党卫军成员的逃亡组织“敖德萨”的帮助下逃往阿根廷。英军内部的犹太人部队“复仇者”是专门捕杀纳粹高级官员的秘密组织，一直想追杀艾希曼，可惜都未能如愿以偿。
一直从事谍报秘密工作的艾希曼当然懂得“隐身”之道，潜伏到阿根廷后，他不但改名换姓，而且经常变换住址，日夜提防犹太人的追杀。不能说他不小心谨慎，只能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实施绑架的日子临近时，阿根廷礼宾部门突然通知以色列：由于组织方面的原因，以色列国代表团的抵达时间推迟到5月19日，惟有如此才能确保对以色列客人的隆重招待。
哈雷尔当即进退维谷：押后逮捕艾希曼怕夜长梦多，如期逮捕艾希曼，则又不知如何将他稳当藏起。
深思熟虑后，哈雷尔决定按原计划行动。艾希曼的失踪会不会引起阿根廷当局的大规模搜寻？这是问题的关键。哈雷尔得出的结论是不会，首先，艾希曼家人不敢声张，因为他们是非法移民，一旦被阿根廷当局知道他们是以假姓名寄居阿根廷，则必然全家受累。其次，艾希曼的纳粹朋友即使知道艾希曼可能被绑架，也不敢有所行动，一来他们能力有限，二来也怕惹祸上身，更大的可能是他们躲得远远的。
为慎重起见，哈雷尔把行动时间推后一天，定为5月11日，并新买了一辆应急车，这是一辆旧的“别克”牌轿车。
拘捕行动之前，哈雷尔下了特别指示：一旦事发，所有参加特工的人员要一口咬定，他们的行动纯属个人行动，未受任何国家、组织指使；事败而能逃脱，立即设法乘火车转移到邻国；若在行动进行中被阿根廷警方发觉加以拦阻，则将艾希曼当场处决。
特工艾坦、沙洛姆、马尔钦被指派为武力劫持者，其他人作支援。
5月11日19点的分，众人驶车抵达目的地，等候艾希曼的到来。第一辆车打开车头盖，司机作检查故障状，而第二辆车则停在公路的停车道上。
19点50分，艾希曼还没有出现。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艾希曼嗅到什么溜了？特工们心里焦急起来。
20点过5分，又一辆203路车靠站了，有一个乘客从公共汽车上走下来。
“就是他！”艾坦的心猛跳起来。
当艾希曼走近时，第一辆车突然打开大灯，射出刺眼的灯光，艾希曼一阵目眩，停住了脚步。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艾坦已向他猛扑过去，一下将他按倒在地。沙洛姆、马尔钦也随即扑过去。
艾希曼只来得及惊叫一声，嘴巴就被人塞进毛巾，紧接着就被几双铁钳般的大手牢牢地抓住，一下子塞进汽车里。
第二辆车立即开过来问：“完事了吗？”
“完了！”
两辆车急速地朝预定地开去。
出乎特工们意料的是，艾希曼不但没作任何反抗挣扎，而且连哼也不哼一声。可能，精于此道的他全然明白，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又何必有失“风度”呢？
艾希曼被押进“宫殿”。
哈雷尔亲自审问。
“你的国家社会党党证号码是多少？”
艾希曼的回答几乎不假思索，一口气答道：“889895。”
“你的真名叫什么？”
这时，艾希曼有点害怕起来，胆战心惊地回答说：“阿道夫·艾希曼。”
哈雷尔闭上眼睛，重重地吁了口气。
但哈雷尔还面临一道难题：如何将艾希曼毫发无损地押解回以色列？
在一个主权国家里进行绑架活动，不管被绑架者是什么人，都是一种犯罪行为，如何通过阿根廷海关人员的检查呢？
其实最大的危险来自哈雷尔手下那班对纳粹苦大仇深的特遣队员，随着关押时间的增长，天天面对艾希曼这个 “杀父仇人”，很难保证有哪个队员不能控制情绪，从而杀死艾希曼。 事后就有队员坦率地承认在关押看守艾希曼的日子里，曾经不止一次地想杀死这纳粹狂魔。但队员们最终都能控制住情绪，并且模范地执行了优待俘虏的国际法。以至艾希曼与特遣队队员的关系还挺好似的。艾希曼就曾涎着脸对看守他的特遣队员说：“我跟犹太教教士利奥·贝克学过希伯来语。”说着，他便认真地用希伯来语背诵一句祷文，“最初，上帝创造了天和地。”而看守者则点点头说：“以一个外国人的标准来说，艾希曼先生，你的希伯来语说得还算准确了。”
前段时间一直无所事事的医生这时派上用场了，他想出了一条安全地将艾希曼带上专机的妙计。他要一位特工装作受了脑震荡的样子入住医院。
“在入院后的几天，你记得装作病情一点点好起来，并不断称赞你的医生医术怎样高明，争取在5月20日出院，回以色列好好休养，明白啦？”
“明白啦！”
这位特工颇有演技，哄得诊治他的住院医生心甜甜的，当这位特工要求出院回以色列休养时，便爽快地给他开了出院证明。
“摩萨德”的证件专家便将艾希曼的照片与那特工的掉换了，姓名也换上克莱门特，伪造得非常巧妙。
5月20日20时，医生给艾希曼打了支药力极大的镇静剂，令他昏昏欲睡，即使有小盘查，也说不清个所以然来。 “
车队来到机场，一名阿根廷哨兵见是专机机组人员专用车，又见他们兴高采烈说笑着，认定这是对阿根廷有好感的客人，只朝车内瞟了一眼，连证件也不看，就挥手让车子驶入机场了。
23时50分，预定起飞的时间到了，但专机却没得到准飞许可，把机上的以色列特工们吓个半死，以为阿根廷警方发现什么问题了。
到了21日0点05分，控制塔传来准飞令，专机立即呼啸着腾空而起。顿时，机舱内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
24小时后，专机安全抵达以色列利达机场降落。哈雷尔一下飞机便直奔总理府。
1960年5月23日下午4时，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走上以色列议会大厦讲台，以严肃的口吻说：“我向会议宣布，不久前，以色列保安机关发现了最大的纳粹罪犯之一，阿道夫·艾希曼。他和其他纳粹头目应为他们所谓的犹太问题的彻底解决办法，即在欧洲消灭600万犹太人的罪行负责。”
差不多一年后，1961年4月11日，审判开始。全世界的新闻媒介争先恐后作了报道。艾希曼的辩护只有一句话：他只是在执行命令。
以色列法庭最终判他灭绝人性罪，处以绞刑。
艾希曼临刑前还由衷地说：“这件事（绑架）办得很在行，组织和计划工作很出色。我对此发表自己的看法，是因为本人在警察和特工部门积累了亲身经验。”
艾希曼被绞死在拉姆勒监狱，由于他的儿女们不敢露面来领取骨灰，1961年6月1日，以色列海军奉令将艾希曼的骨灰倒在公海里，以免犹太国领土受玷污。
千里擒魔，使以色列“摩萨德”声名鹊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