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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傻子二叔就和我们在一起生活。
那时，我们家生活在林业局小镇，老爹在贮木场搬木头，妈妈在市场卖菜。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二叔表面上像傻子，其实他一点也不傻，啥事都明白，就是口齿不清，长相难看，有点像类人猿。
小时候，我对傻二叔的印象挺好。那时，他经常背我到附近的学校操场去玩。下雨天，道路泥泞，他光着脚丫背着我，手拎着破农田鞋，一跛一拐地趟着泥水走。我骑在他的脖子上，拽着他的耳朵当马骑，十分快活。
有时候他从小卖店回来，手里攥着几块糖逗引我，用不清晰的大舌头说：“小丫，当（糖），当。”说完，就一跛一拐地假装跑，我几步就撵上了他，把糖从他手里抠出来舔进嘴里，他便傻傻地瞅我笑，透露出一种亲切的满足。
可是，等我长大上学后，和二叔的关系却越来越远了。
傻二叔住在我家西屋，屋里净是些纸壳子塑料袋什么的，挺埋汰。除了吃饭之外，他几乎成天不着家。经常看见他拖着个破花筐，四处掏垃圾箱，弄得浑身是泥土。
我和他疏远的原因，一是因为他太脏，浑身有股难闻的味儿。二是他还给我丢脸。有几回放学路上，见他正拖着花筐一拐一拐地走，几个淘气的男学生学他走路的样子，故意在我面前边走边喊：“何傻子，地不平！何傻子，地不平！”
当时，我又气又恨。回家后，我气得对他直发脾气，叫他再别拣破烂了。他却不吱声，但并没有完全听我的，还照样去拣破烂，只不过总是躲着我。
天有不测风云。在我上高二那年，父亲得了重病，失去了劳动能力。全家的生活重担，就全落在了病弱的母亲身上。
那以后，母亲便冬顶严寒、夏冒酷暑，一年四季都蹲在市场卖水果和蔬菜，冬天把脸和手都冻伤了，也不肯休息一天。既使这样，也只能免强维持生活。
傻二叔似乎对我们家的生活窘境并不关注。他该吃吃，该喝喝，吃饱喝足了，照样成天拽着那个破筐，在拉圾箱转悠。我对他更没好脸了，心想，要是没有你这个吃白饭的，我家生活咋也不至于这么困难呀！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有时候吃饭时就对傻二叔摔摔打打的。他知道我烦他，眼睛总是怯怯地瞟着我，成天小心翼翼的样子，吃饭时也不肯上桌，常常是手拿两个馒头，端一碗菜，躲在他自已的小破屋闷头吃去了。
艰难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一晃，我高三毕业了。看到家庭的窘境，我不想考大学了，妈妈和爸爸都劝我说：“丫头，你可不能放弃呀，别看咱家现在挺困难，老人就是头拱地，也得供你念书啊。”听了父母的话，感动得我哭了。你想啊，念了十年书，谁乐意半途而废呀。
没想到，我真的考上了大学。为了凑够上学的五千元学费，考完试，我不得不放下臭架子，穿上母亲的旧大挂，帮妈妈上市场卖菜。
那些日子，全家除了我傻子二叔之外，都为我上学的钱发愁。每天晚上，我和爹妈常常在灯下数点一天卖菜的收获。结果是，不管我们娘俩怎样努力，每天只能挣几十元钱。按着这个进度，要攒够五千元钱，少说也得四五个月。开学在即，到哪去弄钱啊？我们都愁坏了
那些天，家里唯一不知愁的人似乎就是傻二叔。他一如以前那样，早出晚归，有时比以前回来得还晚，吃得却比以前还多。我有时心里烦躁，便恨恨地在心里骂他：真是个只知道吃的猪。
有一天傍晚，我和妈妈正准备收摊，忽然看着伤残的爸爸拄着双拐来了。他脸色很不好，一见面就跟我和妈说：“都别卖了，快上医院看看她二叔，刚才医院来电话，说他上山从树上掉下来摔坏了。”
我又气又恨，这真是忙里添乱呀！我真不想管他。但看到父亲严肃的面孔，我只好跟妈妈一起到医院去看他。
我们到病房的时候，傻二叔刚刚苏醒。我没好气地说，真是没事找事，你上山干啥上树干啥，想找死啊？只见他又是比划又是哇拉什么，我根本听不进，气得心口咚咚直跳。
后来，我才从父亲口中得知，傻二叔为了多卖点钱，上山打松塔，从树上掉了下来，好在摔得不重，不几天就出院了。爸爸把他好顿损，并下了死令，以后再也不允许他上山了。
开学的日期到了，学费钱还是没有凑够，我睡不好觉，爹妈也愁得吃不下饭。
临上学的前一天晚上，爹妈和我都坐在饭桌前，看着桌上那仅有的二千元钱一筹莫展。
傻二叔正要进屋吃饭，看见我们在那里发愁，见事不好，悄悄地溜了出去。我想，这回他可挺知趣。
没想到，一会儿，他又返回来了，还拎着个满满两塑料袋东西，把里边的东西倒在床上，竟是挺大两堆零零碎碎的钱。
我的眼睛立刻一亮，不相信这是真的。只见傻二叔指了指我，含混地说了几个字：“丫，上、上学。”
立刻，我的眼睛湿润了，眼泪竟止不住流了下来。傻二叔愣愣地瞅着我半天，不知所措的样子。末了，从桌上拿起两个馒头，盛了一盘菜，一拐一拐地向西屋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