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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是一部纯文学作品。跟传奇文学相比，无论从文笔还是内容上，古典文学在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质的变化是从另一部文学名著《金瓶梅》过渡来的。《金瓶梅》之所以在文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是因为它是介于传奇文学和作家文学之间的一部作品，对《红楼梦》的问世，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虽然它还带有传奇文学的痕迹，但从作品分类来说，它和《红楼梦》一样，应划为作家文学的范畴。
作家文学跟传奇文学的区别在于它叙事的目的不同。传奇文学是借助人物形象的活动来推进故事进展的，它的目的是讲“实”的。“虚”是为人物性格的刻画虚拟的一个空间，为的是强化作品所叙述的“实”的故事的可信性。在纯文学中，故事依然存在，没有了故事便没有了人物，没有了人物形象便不成为文学作品。但纯文学所叙述的故事仅作为人物形象活动的空间、作为人物性格发展的线索。这样的故事可以完全是虚构的，虚构不是凭空捏造，它是作家生活沉淀之后一种升华了的提炼、是对生活再认识之后对生活中发生的故事的一种取舍。经过作家取舍的故事也许是生活中发生过的，但反映在作品中，已经不是对故事本身的叙述，而是把这个故事做为作品的素材而存在的，它是人物形象的载体。在对《红楼梦》的研究中，有一种学派叫“索隐派”，专门研究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是生活中的哪个人，作品中的故事在生活中发生在什么时候，就是作品中的故事源于生活这样一个理念，它同时说明，纯文学的叙事方法是从传奇文学衍化过来的，不同的是传奇文学所叙述的故事是历史事实、是人们所关注的重大事件，因而，在叙述过程中必须讲究实的一面，把作者自己眼里的真相告诉读者。作家文学就不同了。作家文学所叙述的是生活中的事，不为外人所知、也是不为人所关注的，作家在叙述这个故事的过程中，倾注了自己的思想，倾注了自己对生活的态度，倾注了自己的审美观，因而这个故事也就具有了典型环境的特性，不是单纯对故事的叙述。因为纯文学没有扣人心弦的故事存在，因此也是不能讲述的。过去，文化不发达的时候，民间艺人说“三分”、说“水浒”、说唐、说岳、很少有人说《金瓶梅》、说《红楼梦》的。这样的作品形象淹没了故事，阅读时荡气回肠，看过了，被感动了，想向人口述时却索然无味了。索然无味的原因是作品中没有故事可讲，而阅读时的感觉是讲不出来的。因作家文学跟传奇文学叙事的目的不同，作品也就具有了不同的语言风格。作家文学的叙事语言从传奇文学以推进故事发展为主的叙述语言，转向描写生活细节的描述语言，语言功能在作品中发生倒置。读者在阅读作品的时候，不再注重它的故事，而是沿着情节线索去欣赏人物性格的描写、去欣赏人物形象的刻画。如果读过之后再口头表述出来，就没有阅读时的那种感受了。因此，用纯文学语言创作的作品，是作家案头阅读的小说，这种作品只能静下心来通过阅读作品所描写的意境、心处作品中的各个角色，来感受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和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命运，来体会各个人物形象所处环境和人物内心的和谐美、被伤害的人物形象内心的扭曲美。赵禹宾在跟人谈论文学时，常说的一句话是：“文学就是一种感觉，”只能感觉，不能触摸。这是很多文艺理论家、文学评论家都没能讲出来的一种理论上的高度。他说的文学应该是纯文学、是作家文学、是用描述语言写出来的文学作品；他说的“感觉”是作家从事创作时的感情释放、是读者欣赏作品时的情绪波动。用叙述语言写出来的作品是可以讲述的，讲述也是触摸的方式之一。
我们在这里谈论古典文学，是通过对古典文学叙事语言的感悟来谈论当代文学语言的，其中也包括小小说的叙事语言。古典文学从《三国演义》到《金瓶梅》再到《红楼梦》、从传奇文学到作家文学、从可口述的叙述语言到不能复述只能体会的描述语言，那是文学发展的规律。我们研究古典文学，为的是继承和发展它优秀的一面。继承应该是在发展基础上的继承、在成熟基础上的发展。古典文学发展的规律，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一部一个成熟、一部一个标志发展过来的。我们在实践小说创作的时候，不应该重蹈过去的这个规律，重蹈过去的规律，就会进入一个怪圈。在诗歌创作中，自汉乐府兴起之后，《诗经》就成了一种历史文化，再没有人用那种文学形式创作诗歌了，但《诗经》比兴的创作方法，一直影响着后人诗词创作的形象思维。而小说创作则不然，小说自《红楼梦》的问世，标志着作家文学成熟之后，小说创作一直传承着两个创作体系。一个是以《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为经典的通俗文学的创作体系，一个是以《红楼梦》为经典的纯文学创作体系。这两个创作体系跟诗歌创作不同的是，诗歌创作当一种形式取代另一种形式之后，却一直遵循着旧的诗歌形式中形象思维的创作方法，而小说创作无论从叙述语言还是小说结构上，只从古典小说那里继承了一种文学形式，而没有继承它创作人物形象的方法。自《三国演义》问世以来，有些人对《三国演义》的研究局限在作品叙述历史的虚实上，在没有搞清楚小说中“虚”的作用的情况下，一些实践者便抛开了“虚”的表现手法，单纯以“实”来写历史“演义”，每一段历史都有人写了，结果写成了历史资料的堆砌，近代像蔡东藩的历史演义就属这类作品。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一些描写历史重大题材的作品上，尽管至今影响社会生活的一些人物性格的多侧面是不能随意模拟、不能随意刻画的，但离开了人物性格多侧面的描写，也就失去了它的文学价值。传奇文学的另一个现象，是借用一些历史故事或借用一些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来从事创作。如叙述历史人物狄仁杰断案故事的《狄公案》和叙述包拯断案故事的《包公案》、从《西游记》脱胎来的佛教人物传奇故事的《济公》、从《水浒》脱胎来的剑客小说《三侠剑》、《三侠五义》等，仅借用了一些历史人物的名字，却不拘泥于历史事实，给作品留下了很大的虚构空间。但作品虚构出来的故事荒诞不经，缺乏生活描写，因而人物形象也就没有了个性。从叙事语言上，它是以叙述语言在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它应归入传奇文学那一类，但它的故事的进展，只是作者在讲述，不是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活动在推进着故事的发展，因人物形象缺乏个性，这类的作品也就没有了文学价值。但这类的作品延续到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市场，如金庸的小说就属这一类。（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