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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一件1983年夏天从上海去吉林的事，然后再说一件1984年夏天从大连回上海的事，两件事合起来正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1983年的时候我是助教，出去开会只能坐火车硬卧，不能乘飞机。可是1983年的时候想买卧铺票很难，我只好上车补。火车刚离开上海，我已经站在补票的车厢排队。那是7月，火车上没有空调，所有的车窗都开着，但车厢里还是酷热难耐。广播里说，要过了无锡才能补票。我安心地站着等。那时的我，耐心比现在好无数倍。我的前面是一个抱孩子的年轻女人，旁边还有一个大箱子。孩子总在她怀里动，还挣扎着哭，女人为难地一会儿离开队伍，一会儿又回来。我对她说：“你就站在旁边吧，等会儿我帮你一起补票。”女人感激地说：“谢谢你，真谢谢你。”女人告诉我，她是去大连探亲，爱人在海军某部，需要到沈阳转车。
这是一列到沈阳的车，我也是在沈阳转车。
补到卧铺，已经是深夜，我帮女人拎着箱子朝卧铺车厢走去。
车厢里的灯已全部熄灭。我帮女人拎着箱子摸黑走进去时，心里只觉得那些睡着的人真幸福。原来如果上车前就有一张卧铺票，是可以如此幸福的！
我用自己天生的好视力寻找着卧铺号，我是中铺，她是隔壁一间的上铺，我让她和孩子睡在我的中铺上，我到隔壁的上铺躺下了。我离开她时，她对着我、也是对着黑暗很轻声地说：“谢谢你，真谢谢你！”
我躺在上铺，没一会儿就幸福地睡着了。
早晨醒来，车厢里已经照满阳光，我看见女人坐在铺上和孩子玩。我刷了牙洗了脸，就去餐车吃面条了。
餐车人不多。五毛钱一碗肉丝面。我吃着，看着窗外的田野飞快逝去，火车在符离集停下了。
这个地方的烧鸡很有名。我想，等回来的时候，要买一只烧鸡带回去。
可是还没有等我想更多，火车已经开动。接着听见的是车站上的一片混乱，脚步声和喊叫声。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回到卧铺。车厢里也很混乱。那个在大声说话的是列车长。他说，他干了二十几年铁路工作，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要到铁道部去告状！他发纸给大家，让大家写下看见的情景，签上名，作为证据他要告到铁道部。
厚来，车站打错信号，火车提前四分钟开了。不少人下车买烧鸡，来不及上车。那个女人抱着孩子，也没上车，她的箱子还在车上。
车长不知听谁说的，昨天夜里是我送女人和孩子进卧铺的，于是就让我学雷锋学到底，明天一早到了沈阳先别去吉林，在沈阳逛逛，傍晚五点半他在车站通勤口等我，女人和孩子坐后面的车到沈阳，我陪他一起把箱子交给女人。车长没说女人，而是说女同志。我一口答应了。车长说，到吉林的票，他会帮我解决，一定有座位的！
我早晨五点半到沈阳，一直逛到傍晚，傍晚五点半和车长在通勤口碰头，女人抱着孩子来了。车长把箱子放在女人面前，女人激动地和我拥抱。
那是1983年，中国的普通男女，还不会这样的拥抱，但是她拥抱了我！
我乘半夜的车去吉林。车长帮我买的票没有座位，他说，真抱歉，没有座了。你以后再到沈阳来一定找我，我姓张。我昏昏欲睡地站着。列车驶过黑夜，我没有一点儿埋怨，很像雷锋。故事结束。
又是夏天，1984年了，我在大连开完会，陪着著名的陈伯吹先生先到沈阳，再回上海。辽宁作协为我们买沈阳到上海的卧铺，可是他们把我们送到车站时，没有给我们票，而是给了一张纸，纸上写着列车长的名字。列车长姓陈，他们说，姓陈的列车长会为我们办好卧铺票。
列车员说，陈车长今天根本不当班。我急得发昏，因为陈伯吹先生年纪大了。这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我让陈伯吹先生先坐在卧铺，我站在过道上等。其实我也不清楚等什么。结果我等到了张车长。
他从过道那一头走来。我大声喊：“张车长！”我的眼泪想出来。我说：“张车长，你还记得我吗？”
他看看我：“你就是那个学雷锋的大学老师？”
张车长为我们补了票。他说，今天如果没有卧铺了，我就让你们睡到列车员的车厢去。
第二个故事也结束。两个故事加起来的故事也结束了。
再加个结束语：哪怕车厢的灯全熄了，还是会有人看见你──我送女人和孩子进卧铺就被黑暗里的人看见了。如果你“学过雷锋”，那么你会等到“张车长”。
选自《新民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