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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夏天，十七岁的我下乡到三百里外的奋斗农场当知青。现在看，三百里路不算太远，可那时交通不便，回一趟家十分艰难。
这三百里路得分三段走：
第一段一百二十里，坐火车。那时每天只有一趟火车，火车到乌岭镇已是半夜，得在候车室蹲半宿，天亮再找回场的汽车。
第二段八十里，坐汽车。那时农场不通大客，山上两个农场的几百名知青，来回上下只能找拉货的“解放大板”或养路的“翻斗”车。遇上连雨天公路禁行，得等上好几天。知青们都穷，没钱住招待所，镇上又没有亲戚朋友可以借宿，夜里大多都得蹲“票房子”。
第三段四十里，得靠“铁脚板”走。这段全是土路，两边是野猪黑熊经常出没的山野。还要过库尔滨河上的铁索桥（知青称之为“悠荡桥”），走在桥上摇摇晃晃，像在荡秋千。桥下水声哗哗，胆小的女知青不敢单独过桥。
由于路难行，每年知青们顶多“十一”或春节回家一趟，每次回家返场，都要饱受旅途之苦。
那年“十一”，我一个人背行李单独返场，感到很孤独很无奈。
离家时，老爹塞给我两元钱说，半夜下车别蹲“票房子”，上招待所住一宿，省得爹惦记。我心里挺不好受，没接钱，心想，家里生活这么困难，我哪舍得花钱住招待所呀！
半夜在乌岭镇下车，在冷清的候车室凉椅上坐到天亮，啃了几口面包，就到调度室找车。胖调度说，下雨天不通车，得等几天呢！我一听上火了，这几天咋熬啊！
走在凄凉的小镇街头，我像一只离群的孤雁，望着阴云密布的天空，愈发感到孤独无助。我多想能遇到回场的知青，和他们结伴同行啊！
我蹲了三宿“票房子”，天总算放晴了。还巧，碰到几位前哨农场的男知青。前哨农场比我们奋斗农场远八里，我们可以一路同行。虽然素不相识也倍感亲切，我有旅伴了！
又到调度室，公路虽然能走汽车了，却没等着车，我有些泄气。直到下午快下班时，才来了一辆养路的“翻斗”车。司机不乐意拉，我用求救的眼神看着调度，找了几天车，我已跟胖调度面熟了。
胖调度堆着笑脸递过一支“迎春”烟，你就同情一下这个小姑娘吧，她都蹲好几宿票房子啦！一句话，把我眼睛说湿了。
司机动了恻隐之心，一努嘴说：快上车吧！我和另几个男知青都乐坏了，拼命往车上爬。
我背着行李一时没爬上车，正在着急，突然有人推我一把，把我推上了车。回头一看，是那个戴黄军帽的男知青。我心里一热，投以感激的微笑。
汽车迎着夕阳飞驰在青山绿水之间，几天的郁闷顿时一扫而光。傍晚时分到河口下车，剩下的四十里山路，只能靠我们的“11号”了。
我担心途中的悠荡桥，一直提心吊胆。雨后的土路泥泞得很，刚走不远我就滑个跟头，弄得满身是泥。“黄军帽”便顺势抢过我的行李，帮我扛。
路过悠荡桥时，“黄军帽”看我不敢过，便把行李塞给另一位男知青，蹲下要背我。我顾不得害羞，鼓起勇气趴在他的背上，闭上了眼睛。
闻到男人的独特气息，听到哗哗的流水响声，我心里既甜蜜又紧张。不知过了多久，只听他说，好了下来吧。之后，“黄军帽”继续帮我背行李，一直背到我所在的奋斗农场才分手。他们踏着月色，继续向前哨农场走去……
我十分感激“黄军帽”，却忘了问他姓名，心里总有一种遗憾和莫名的期待。啥时再能与他见面呢，我得好好谢谢他！
过了三年，我转正后调到区中学当教师。到学校报到，教导处主任向我介绍老师时，第一个人就使我十分惊讶──“黄军帽”！
教导处主任看我表情异常，问：你们认识啊？……
两年之后，我和“黄军帽”手牵着手，幸福地迈进了区民政局的大门……
选自《金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