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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有着300多家住户的张各庄，三分之一的人家张罗着建新房。这么大规模的除旧立新动作，在本村历史上绝无仅有。
并非张各庄人新年祭天神拜地君时的面塑一夜间变成了金元宝，也并非张各庄人裤兜里揣满了票子腆着肚子比腰粗。这个地处马颊河岸边的古村落，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过好几茬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座像模像样的房屋，好多都是爷辈父辈的遗产。最古老的是大庆祖爷留下的堂屋“金镶玉”，据说同治爷在北京坐龙庭的第一年，这房子上的窗纸已经糊过好几层了。年前来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这些饱经沧桑的老屋，真有些招架不住，裂缝的、塌檐的、折檩断椽的不计其数。“金镶玉”也在这场“地龙翻身”运动中在劫难逃，“金”和“玉”相嵌的部位出现了一道拳头粗的裂缝，它的寿命真真的到了“天限”。
所谓“金镶玉”，就是房子的临地几层和封顶几层以及四角用青砖白灰镶嵌，其余部分用土坯填充。说白了就是砖块镶土块。这种结构的房屋在当今人看来，土得像兵马俑的营房，但那时却是鹤立鸡群，十里八乡无一出其左右。
大庆是村里泥瓦匠中的“一把刀”。一把刀不但手艺好，砌墙、抹灰、粉刷样样能服人，而且心眼公正，贫富尊贱一视同仁。主家诚惶诚恐把建设权和财政权双双交到一把刀手里，对于小家小户而言，那是比托孤还重的信任。
一把刀虽然没受过皇封，可在乡民心目中，那是比状元、榜眼还神圣的位置。泥瓦匠是鲁班爷的子孙。鲁班爷是谁？那可是和圣人、亚圣并排走的人哩！
大庆的爷爷是晚清的拔贡，诗书传家的老爷子一心想让孙子“金榜题名”。怎奈大庆不是搞学问的料，偏偏对老爷子看不上眼的泥瓦匠情有独钟。5岁时大庆就拿着小铲铲脸盆里和泥垒“窝窝”，14岁的大庆就像模像样地替村民垒起了鸡埘、猪圈、羊棚。家人不以为荣，把个老“贡生”气得山羊胡直跳，临咽氣都不许大庆到床前。
大庆20岁那年，老了的一把刀决定“禅位”。
张各庄人选一把刀的方式很特殊，不投票不举手，而是把所有的泥瓦匠围拢一圈，每人身后放一瓷碗，全村人不分男女老幼，手握一粒黄豆，向理想的一把刀碗里去丢，以数目多少定夺。
这次公选，大庆以多出第二名50粒黄豆胜出。
刚过年“破五”，大庆老婆翠芳就咋呼着要挖地基，那种迫不及待的劲，比当年洞房里急等着大庆揭盖头还燎心。
“先把咱们家的房子建好，再去忙别人的吧。”翠芳想借丈夫是一把刀，近水楼台。
“不行，要排个先后次序。我们家凑合着还能住，有些人家在住地窖。”每逢翠芳在他耳边嘀咕，大庆总是一副黑脸。
所有建房户以抓阄的形式，决定次序。结果，刘寡妇排第一，支书抓了个末阄。大庆家在第五位。
支书排最后，面子无光，便对大庆说：“我家经常来领导，破破烂烂影响整个村子脸面。你是一把刀，明天就带人到我家，我打这第一炮。”
大庆没想到支书这风格，“这哪成啊，凡事总有个开头和结尾。你不排最后，别人就要排最后。”
“成不成还不在你一把刀。抓阉只是一种形式，张各庄大大小小的事，什么不是我排第一。我不相信那刘寡妇敢和我争。”
“就因为她不敢和你争，我们才不能让她吃屈。”
“反正话我撂这儿了，哪头炕热哪头凉，你自己掂量。”支书在村里很少吃闭门羹，头次吃，咽着不顺。
第二天，几十号人在刘寡妇的小院里忙开了。村里来了不少帮忙的，唯独没见支书。乡间三件事，娶亲、出殡、建房，只要不是顶冤大仇，那可要来帮忙的。
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仍没见支书露面。
轮到大庆家了，翠芳吊了好长时间的心终于放下。
大庆对翠芳说：“咱把位子让给支书吧，这不是巴结他，我是在为大伙着想哩。他这个人好强惯了，挫了锐气，整天当起缩头乌龟，啥正事也不干，吃亏的是全村人哩。”
“你整天为这个想，为那个想，谁为你想哩？”
“人心换人心，五两换半斤，谁心里也没横着杠子，咱对人家好，人家就会对咱好。”
翠芳知道他定下的事，九头牛拉不回，默认了。
全村的新房全建好了，等到大庆他们家，已经到了雨季。
雨才下两天两夜，遍体鳞伤的“金镶玉”就在半夜里倒塌了。翠芳抱着淋湿的被褥，哭得比窦娥还伤心。
第二天早上，没有谁召集，没用谁通知，全村倾巢出动，一窝蜂涌向大庆的小院，走在最前边的是支书。顷刻，院子里奏起了“锨、镐、斧、凿”交响曲。这是张各庄村史上最大规模的集会，场面比支书儿子娶亲时还热烈。
人缘，是乡村的至高荣誉，是乡民心中真正的“无冕之王”。
“晴天铺下路，阴天不踩泥。这回你信了吧？”大庆面对着破涕为笑的翠芳，像在求证什么。
翠芳心服口服，连连点头。
选自《小小说大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