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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魏延，三国义阳人氏，就是那个被称为脑后长反骨的人。世人多半是从戏曲中认识我的，那个花脸就是我，这似乎印证了我这个人人缘不太好。其实我的名声最初是被一位叫诸葛亮的名人搞坏的。他后来成了我的顶头上司。有关反骨的说法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流传的。
诸葛亮在我们三国时代是个说一不二的大牌。总理着刘备集团的军国大事。他精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诸多学科，反映在医学领域，他建设性地独创了一个生物名词——反骨。
按照我粗浅的理解，所谓反骨，顾名思义，就是不安生的往外拐的骨头。而根据当时盛行的血统论原理，长着这样一块骨头的人肯定会下意识地做出和骨头相呼应的动作。比如跳槽，比如造反。
其实，整个三国时期，跳槽或造反的人很多，比如吕布，再比如刘备……奇怪的是，诸葛亮却偏瞄上了我。大概是因为吕布已死，说了无趣，而刘备是他的领导又不好说。他就只能说我。
他说我脑后长反骨，今后必定要跳槽必定要造反，还大呼小叫地要把我拖出去斩了。如果不是刘备等人劝阻，可能我的命就没了。
事实上我的所作所为一向光明磊落，甚至是义薄云天。当初反襄阳是因为守将蔡瑁张允之辈贪生怕死，置前去投奔避难的百姓于不顾，在前有白河拦路后有追兵逼近的紧急关头，我抡刀砍翻守门将士，开城门，放吊桥，大叫，刘皇叔，快快入城。可惜后者怕惊扰民众最后还是转道江陵。而这一次，我炒了韩玄的鱿鱼是为了救一个好人。这个好人就是黄忠。没有我，后来那出著名的大戏《定军山》他肯定就唱不了了。众所周知，黄忠这个人平时忠肝义胆，体恤下属，在群众中呼声很高。他和关羽在阵前打斗，英雄相惜本在情理之中。可韩玄却怀疑他通敌，要杀他，怎么劝都不行。我实在看不下去，心想，韩玄这不是迫害人才吗？于是振臂一呼，把韩玄干掉了。
或许就是因为这一次，诸葛亮觉得我下手太狠，翻脸无情。但是，请诸位想一想，当时可是三国，是动乱年代，我不这样做的话就会留下祸患，贻害无穷。那个韩玄心胸狭窄，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问题是，从这时开始，我便坠入了一个历史的怪圈。一方面在西蜀度过的倥偬岁月里，我是以一个重要将领的形象出现的。我拼命地为刘备集团卖命，斩关夺旗，浴血沙场。我的勇猛连诸葛亮本人也不得不抚案赞叹。另一方面，诸葛亮他们对我还是不放心，时刻警惕着，唯恐我突然跳槽不干。这样我就成了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我不否认诸葛亮是一位天才，但在人事管理上他还是有所欠缺的。例如，他在使用马谡的问题上就出现了失误，结果酿成了失街亭这个惨痛事件。而对于我，他同样犯了经验错误。
初出祁山去攻魏时，我的积极性是蛮高的，我相信我们最终会取得胜利。我还向诸葛亮提了一个建议。我自愿率五千精兵悄悄从褒中出发，沿着秦岭以东走，再经过子午谷向北进发，直逼长安。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建设性意见啊。不料诸葛亮一口否决。他说，这个主意不好。他说，假如对方在山谷里埋下伏兵截杀，你不是完蛋了吗？我反问他，那么你这样从大路招招摇摇地出发，对方早就养精蓄锐等在那儿，又怎么讨得到便宜？我的意思是兵贵神速，得赶在敌人之前出奇制胜。他却笑笑，把鹅毛大扇一挥，说，算了吧。
看得出，诸葛亮不采纳我的意见不光是因为他做事一贯谨慎，四平八稳，更主要的是他一直记得我脑后有那么一块反骨。他怎么敢把一支军队彻底地交给我呢？何况，我的前两次义举已沦为证明我是个不安生的造反者的最佳事例。道义、热血在我们的三国时代实在不值分文，难听点儿说就是个屁。
我所受的猜疑后来在丞相诸葛亮死后变得愈发尖锐。那些天，全军将士沉浸在丧帅的悲痛情绪里。大家的眼睛都哭肿了，吃不好饭也睡不好觉，精神涣散，战斗力也明显下降。试问这样一支军队，怎么抵挡得住曹魏的虎狼之师？为此，我决定挺身而出，就像前两次那样让热血沸腾起来。然而一场针对我的阴谋已经在悄悄谋划了。因为一把手的逝世，一些平时看不惯我旺盛的工作热情的人不想让我有发挥才能的机会，他们拒绝让我带兵继续攻魏为西蜀的统一事业工作，反过来却诬告我要跳槽要造反。
他们是这样说的，魏延反啦，终于反啦。
他们说，魏延的脑后长着一块反骨，这样的人不反谁反？
他们还抬出诸葛亮以增加话的分量，他们说，那话可是丞相说过的。
后世的人都知道我的结局，是一个跳槽者或者说造反者的不光彩的下场。如诸葛亮生前所料，我最终反了（当然是给逼反的）。我脑后的反骨最终成了历史的定论。一个庸庸碌碌的叫马岱的家伙，成为诸葛亮安排的最后一枚棋子，闪烁在历史的暗角处。
马岱从我身后拍马赶来，一刀利索地砍下了我的脑袋，砍下了我的反骨。当我的魂魄飘散在半空时，我知道又一段真相被湮没了。传给后世的，从此只有文饰的典籍和浮华的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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