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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薇对马占江的那个
报告也有他的看法，只是马占江刚调到学校不久，跟任何人没结过冤、没发生过利害关系。他的工作是筹建研究所，研究所有它的编制，有它的业务范围，他跟任何人也发生不了冲突，学校还没人忌恨过他。当陈思为、杭健的告状信交到学校党委的时候，所有党委委员都传阅了，也都一笑了之。自然，有欣慰一笑的、也有苦笑的、还有漠然一笑的，笑过之后，谁都没再提及这回事。
没人对那封信予以支持，是马占江平时给人的印象起了作用，不论是学生、教师还是职工，不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不论在图书馆、餐厅、宿舍楼还是教学楼门口，只要狭路相逢，他总站在一边让路，笑着说：“您先请。”他的家属在北京，他一个人在学校住单身，那个单身的住处还不及杨薇的住处。杨薇好歹有个独门独院，有个用油毡棚起来的厨房，自己可以做点儿饭吃，他连这都没有。他住在男生宿舍楼的一个单间里，每天拿碗到职工食堂吃饭，不论好歹，也不论凉热，吃饱就算，吃完饭，回宿舍喝杯水，就到教师阅览室去。教师阅览室也在图书馆，那是一个馆中之馆，珍藏一些珍贵图书和内部资料，有各种国外权威性的原版图书杂志和报纸，国内的图书除港台报刊外，还有一些绝版书，最古老的甲骨文有数万片，竹简不计其数。有宋版《汉书》，原版《金瓶梅》及《红楼梦》出版之前的手抄本《石头记》，都在一些特制的装置内保存，不但不对学生开放，连教师借阅也分等级、分专业。搞现代汉语的权威借不到一片甲骨文，搞先秦唐宋文学的专家借不出那套《金瓶梅》，搞任何学术的权威借不出台湾的《中央日报》。不论图书资料的价值如何，就是在图书馆学生借书处借到的图书，在这里借了，也不许带出阅览室。尽管如此，到阅览室来的人没几个，阅览室里经常冷冷清清的。马占江自调来之后，教研室、办公室里从来没见过他的影子，他整天泡在阅览室里，坐在靠窗的一张大桌前，放上几本书，有的是借的，也有的是他带来的，然后铺开稿纸，表情顿时严肃起来，看会儿写会儿，写会儿看会儿，一呆就是半天。在办公室里有人打扰，在宿舍，楼道里吵闹，只有这里才是最清静的地方。一直写到闭馆的时候，资料员催促他，他才收起书本、恢复笑容，连说几个对不起，把杂志或书籍还给资料员。每隔半月二十天，他准会收到两本杂志或两张报纸，然后再收到十元八元的汇款单。报刊、汇款单来自全国各地，哪个省的都有，有省级的，也有地市级的，大都是青年读物和政治宣传品，纯学术的报刊不多，每篇文章的篇幅都不长，最长的在杂志上占过两页，短的在报纸上只有烟盒那么大一块。
杨薇有事到学生宿舍找周步尘，下楼的时候碰到马占江从阅览室回来，相互打个招呼，杨薇问：“马老师住哪个屋？”马占江笑容可掬地说：“就住顶头那间，杨老师有时间到屋里坐坐。”杨薇说：“我正要参观参观马老师的书屋呢。”马占江领杨薇走到宿舍前，掏出钥匙开了门。那串钥匙用一条绿绳子系在裤带上，马占江侧身开了门，顾不得把钥匙放回裤兜，钥匙吊在大腿一侧，咣郎咣郎直响。他站在一侧，做出个恭请的姿势，笑着说：“杨老师请。”
杨薇先走进屋，马占江随后跟进来，顺手把门关上，故意拉开一道四指宽的缝。杨薇在当屋站着，打量着屋里的布置：一张单人床，一个书架，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所有的东西都是公用的，跟她屋里的家具基本相同，只是书架上放满了书，桌上也堆满了书，书摆得很整齐，屋里打扫得一尘不染，连掉了漆露着木头的办公桌也擦得发亮。杨薇说：“马老师一个人还挺会生活的，宿舍布置得这么整洁。”马占江把书放在桌上，说：“我一个人，没东西，也好收拾。杨老师请坐。”说着，把桌边的一把椅子摆向里侧。杨薇坐下，他拿起一个杯子给杨薇倒了杯水，放在杨薇面前，说：“对不起，没茶了，请喝杯白水吧。”杨薇说声“谢谢”，看那杯里，杯子里一层茶锈，黑黄黑黄的，杯口也一层茶锈，围着杯子外壁，时重时浅，整整一圈，像是常年没刷过一样。杨薇把杯子向里推推，问：“马老师什么时候把家属也一同调来？”马占江把另一把椅子向外拉拉，放在床边，和她对面坐下，说：“家属不愿离开北京，我也不想调她来，我一个人在这里清净，可以抽时间多看些书，写点儿东西，先这么过几年再说。想孩子了，回北京看看。”杨薇说：“马老师是事业型的人，以事业为重。什么时候我也跟马老师学学写文章？”马占江说：“杨老师谦虚了，我这文章也叫文章？”杨薇说：“马老师太谦虚了，谁都知道马老师是写文章最多的人，连那些老教授都自叹不如。”马占江说：“杨老师过奖了。”杨薇说：“马老师写文章有什么诀窍没有？”马占江说：“其实，写文章也是很简单的事，第一先学好基础理论，大学所学的各门功课也就是基础理论；第二要多看，弄清各种流派的基本观点；第三要弄清当前理论界的理论思潮；第四点是最重要的，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要针对当前的理论思潮提出自己的新观点。自己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但一定要新，不新是绝对发不了的。”杨薇惊奇地问：“观点不正确也能发？”马占江说：“社会科学跟自然学不同，自然科学是绝对的，1+2就是等于3，没人争论。当然，这不是陈景润的那个哥德巴赫的1+2。社会科学就不同了，一百个人对一件事有一百个看法，每种看法要有理有据才行，只要平时读书多了，提出的论据能自圆其说，顺理成章了，就是一篇文章。别人有不同观点，可以‘商榷’，可以‘质疑’，这商榷和质疑本身就是一种新观点。不赞成别人的观点，也可以去商榷，去质疑，只要敢于商榷，敢于质疑，文章就发得多。”
杨薇瞪着两只眼望着马占江，像是在洗耳恭听，却什么都没听，论点论据、商榷质疑，她越听越糊涂。先是糊涂再是走神，他的形象在她眼前虚幻起来，只见他的嘴一张一合，却没记住他说些什么。马占江停顿了一下，她一怔，回过神来，不好意思地笑笑，想起刚才所说的新观点，说：“别的都好说，只是这新观点是不容易提出来的。”
马占江说：“说难，其实也容易。打个比方吧：学校盖了几栋宿舍楼，分给系里一个单元，系里让教职工讨论分给谁，有人主张分给张三，有人主张分给李四，你赞成哪一种意见呢？你或许主张分给王五，这就是你的新观点。要证实你的观点的正确，你就摆一些理由，说理嘛，就得摆理由，你这个理由就是论据，你把你的观点和论据也就是理由用文字表述出来，这就是一篇文章。当然，这个比方过于简单，分房这件事是不值得写成文章去表述的。”
杨薇上了三年大学，今天听马占江用个比喻一说，原来写文章竟是这样容易，她说：“马老师，听你这一说，我可真要跟您学写文章了。写出来了，你可得替我修改，帮我发表。”马占江说：“可以互相学习，修改倒不敢，但我跟一些报刊杂志是比较熟的，如果杨老师写了文章，我一定尽力为杨老师推荐。”
自那以后，杨薇每隔三两天就到马占江宿舍来一次。马占江平时不在宿舍，只有午休时在宿舍休息一会儿或晚上图书馆闭馆后才回来。杨薇也摸准了他的规律，每次找他都晚上来，时间卡得很准，他前脚回宿舍，她后脚跟进来。先是请教写文章的事，说不上几句，开始扯些闲话，扯些生活上的琐事。马占江隐约感到，她来的目的不是向他请教写文章的，倒像是冲他这个单身汉来的。于是他开始担心起来，随即害怕起来。他住在学生宿舍楼，对门的房间就住着7个男生，如果学生们发现杨薇晚上常到他宿舍来，传扬出去，后果不堪设想。他不怕走桃花运，清清静静的一个人，他巴不得交上桃花运。他害怕杨薇，是因为杨薇长得太丑，他看不上她，为了她在学校闹得纷纷扬扬，有点儿不值得。于是，只要杨薇一进屋，他就大开着门和杨薇说话。有时杨薇进屋后顺手把门关上，像是无意，像是出于自然。他再站起身来，一边客客气气地让座，一边洗杯倒水，洗了杯子，把水洒在楼道里，回身端壶倒水，满脸笑容地把水放在杨薇面前，装作忘了关门。
杨薇问他：“马老师，别人都想方设法往北京调，你从北京调出来，有什么打算没有？”马占江说：“我只想搞点儿事业，没顾虑那么多。反正我的户口关系还在北京，事业搞不成，再往回调也容易些。”杨薇说：“马老师真是能吃苦的人，放着温馨的家不顾，跑到这里来搞事业。”马占江也实话实说：“在所里，我的那些同事都是老顽固，抱着僵死的教条不放，我才跑出来的。我在这里的这个所是中科院的一个分支，业务受中科院控制，我独来独往，搞点儿事业也容易些。如果刊号批下来，经费也落实了，我准备创办个刊物，自己给自己开辟一个阵地，省得写了文章四处投，让别人乱删乱砍了。杨老师以后写了文章往我的刊物上投稿，我保证优先给杨老师发表。”
杨薇说：“说来说去，我总是底子薄，不是搞学问的料儿。”马占江问：“杨老师最近有什么设想，有什么打算吗？”杨薇说：“还是老样子呗，我一个人生活惯了，还这么着。”马占江在问写文章的事，她又扯到生活上去了，他不好意思往回拉原来的话题，也随着她的话说下去，他说：“上次那件事真不好意思。”杨薇脸微微一红，说：“那件事虽没成，我心里一直在感激您。”马占江说：“如果杨老师不介意，我想……”杨薇说：“马老师是热心人，我很感激您为我操心。”
马占江说：“有件事我想了很久了，很难出口，当然，我也是随便想想……”杨薇以为他要对自己有什么表示，往回看了一眼，起身关了门，又回到座位前，把椅子向马占江挪挪，坐下后说：“有什么话，马老师只管说，说对说错，没人会计较的。”马占江吞吞吐吐地说：“您跟柳教授是邻居，柳教授年岁大了些，生活没人照顾。你们是邻居，有了什么事，帮他照料一下。”
马占江没把话说透，杨薇也懂得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他脸一红，不自然地说：“邻居嘛，自然是应该互相照顾的。”马占江说过之后，像后悔了，不自然地自我打着圆场说：“那是，那是，柳教授这个人人品好，学问深、德望高、受人尊敬，我爸爸是他的学生，很尊重他的人品……”他是想为自己打个圆场，却不自觉地像媒婆一样说起柳教授一大堆长处、说了柳教授一大堆好话。她尴尬地笑着，没做什么表示。马占江见对方脸上过不去，一再解释，他只是随便说说，没别的意思。一边解释，却又不自觉地做起媒婆的角色，说，中国人保守，风气闭塞，这种事，在中小城市还形不成风气，相比之下，北京要好得多。北京社会名人多，高级干部多。北京有些姑娘，也都是一些长得漂亮，挑来挑去挑过了头，成了三十几四十几的老姑娘，这些人到了那种年岁谁都不嫁，就等社会名流或高级领导人死了夫人去填房的。老姑娘填房是风气，太年轻了不干，那些大人物也不敢找太年轻的，专找那些三四十岁的，直把杨薇的脸说得一红一红的。马占江说：“当然，北京社会名人、高级领导人也多，光部级省级军级在北京闲着没事干的，也车载斗量，不计其数，不像中小城市，省军级人物就那么几个，离了职，不是另有委任，就是到北京歇着。就我所知，在这个市，除××军（驻军）几个军级人物之外，就是咱滨大的成校长是副部级干部，柳教授是正部级待遇，有这种待遇的教授，全国没几个。”
杨薇依然尴尬地笑着，不知道是当面拒绝好，还是不做任何表示好。
杨薇在马占江屋里先
是尴尬，后来如坐针毡，她站起身尴尬地说：“我该走了。”马占江也感到刚才的话说得有些突然，站起来，不知所措地笑着，笑得很尴尬，不自觉地移动脚步，把她送出门外，又和她一起走到楼梯口，杨薇说：“马老师请回吧。”马占江说：“欢迎杨老师常来。”
出了男生宿舍楼，杨薇突然意识到马占江跟她说那种话是对她这些日子常到他那里去的一种有意识的冷落、一种疏远，心里产生一种悲凉、一种凄楚的感觉。她反复想着她这些日子是否表露了什么。想想，没有，每次到他那里去，她自认为始终表现得很自重，很矜持，虽说是同事，她是以小学生对待老师那样和他说话的，从没说过一句轻佻的话，没有半点儿轻佻的举动。她想，莫非家常话说多了，他嫌自己世俗？或是因为到他那里多了，怕人说闲话？这一点儿，她一开始就有所意识，那是因为她每次到他那里去，他总是半开着门和她说话，她过去从没感到他这样做有什么不妥，现在想来，那是他故意的。
回想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事，她意识到，他没把她和他放在平等的地位上交往，他是搞学术的，搞业务的，而她是搞行政的。知识分子往往看重业务，她本是抱着当小学生的态度去向他请教业务的，他没把她和他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倒也罢了，她不怨恨他，但在生活上，在做人上，他没有平等待她，使她感到羞愧，感到愤懑。第一件事就是他给她介绍的第一个对象。论身份，她是国家干部，是有大学学历的人。她们的学校被称作大学，她也习惯于把三年工农兵学员的大专学历称为大学。毕业证上写着大专，自实行推荐工农兵学员入校以来，毕业证都这么写，或许她还没有意识到大专和大学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不同。工农兵时兴时，她把自己当成工农干部，起码是工农出身的干部，但在知识分子群中，她把自己当成知识分子。尽管不讲门当户对，他总不该给她介绍对象时，介绍一个工人，而且还是一个其貌不扬的工人，现在介绍一个……一种没有言明的暗示。虽说柳教授是全国有名的学者，但年龄悬殊太大了。她一个说不上处女，却是没人知道她不是处女，起码在滨大没人知道，但人人知道她是没有出过嫁的姑娘，一个有学历的国家干部，怎么只配嫁给工人或六十岁出头儿的老头儿？她这时才感到那是马占江实实在在地看低了她，是对她的一种羞辱。第一次给她介绍对象时，她曾把他当作热心人，一直对他的感激之情，这时突然变成对他的憎恨。
她越想，感到脚下的路越不平，走起来就缺乏一种踏实的感觉，身上感到轻飘飘的，头部发懵，懵懵懂懂，懵头转向。
教职工宿舍虽说是一片样式相同的房屋，生人进去像进了迷宫，问半天也找不到要找的人，从家里出来，到公共厕所解个手，回去又找不到家门的事时常发生，但她大脑虽说发懵，却不用记路，用不着看路，凭着感觉，无意识地走回家门。
天空本来是昏暗的，院子被那棵大树的枝叶遮盖着，连星光也看不到。她摸着黑开了门走进屋，开了灯。这屋子她住了很长时间，但根本就没住惯，无论闷热的夏季还是冰冷的秋末冬初，她总感到这屋子是清冷的。身上冒着汗，心里也有一种清冷的感觉，今天这屋子使她倍感清冷。她本不想在屋里呆下去，但又无处可去，不得不在这屋里呆着。她总感到屋里有一种阴气，有一种肃杀之气。不论是这间家属院的住房，还是曾住过的教学楼、学生宿舍楼，都有这种感觉，似乎她一个人住在哪儿，这股阴气跟她到哪儿，并留在那里似的。
她靠着被子歪在床上，清理了一下纷乱的心绪，大脑像清醒了许多，却又产生一种迷茫的心情。刚发生过的事似乎变得很遥远、变得虚无飘渺，像发生过，也像没发生过。
但这种心情是暂时的，当她拉开被子钻进被窝里，怀抱着另一个枕头的时候，她怎么也不能入睡，枕头在她怀里似乎变成一个人，每天晚上，她因为把它当作一个人才抱着它入睡的。本该有个人取代那个枕头的位置的，姿势也应该翻过来，那个意想的位置上的人应该抱着她，把腿翘在她身上，她偎在对方怀里入睡。那个人应该是那个脸上长满胡子的大兵或是一个其他什么人，那个人是她随着感情想像出来的，有时是大兵，有时是她上学时的某个男同学，也有时是她平时见到过或有过接触的男人。近一个时期，也有把怀里的枕头当马占江的时候。她抱着它，身子蜷曲着，一条腿压在枕头上，想着意中人的种种优点，想着和意中人在床上应该怎么做，禁不住心旌摇动，不自觉地把枕头往下移动，翻身爬在枕头上。每当这个时候，那种凄凉的感觉才在心里消失……她才紧抱枕头，甜蜜蜜地入睡。今天，当她抱着枕头的时候，心里产生一种无以明状的心情，先是脸贴着枕头流泪，后又撕咬着那个枕头。在她的意识里，她咬的不是枕头，而是人。她咬得身心两忘，咬得情不自禁，似乎要把枕头咬碎也不解恨，却不知道咬得是谁，像在咬大兵，咬马占江，咬天下所有伤过她自尊心的人，也在咬没有伤过她自尊心的人。
高度发泄之后，她疲倦了，但还没解气，那个枕头角在她嘴里含着入睡了。第二天早晨醒来，发现嘴里含着枕头一角，枕头已经湿了一大片，嘴里却干涩难忍。想起昨天晚上的事，她没感到可笑，也没有再恨，笑，笑不出，恨，不知道恨谁，大脑仍迷迷懵懵，心里却淡淡的，既感觉不出这屋子再有什么悲凉的感觉，也感觉不出这屋子跟过去有什么不同，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起床后她洗了脸，刷了牙，想着要吃点儿什么。平时，她都自己做饭，一天三顿，天天如此，按照自己的口味，想吃什么做什么，但今天身上懒洋洋的不想动手，想到食堂买点儿饭吃。食堂里的饭，她吃过不是一年两年，早晨经常是玉米面饼子、玉米面粥，再加一块咸菜，几年不吃那种饭，想到食堂换换口味。
带上碗，刚出那个小院，见柳教授从外面回来，用一个竹编的壳壳端着三根油条，另一只手端着搪瓷碗大小的铝合金锅，大约里面盛的是豆浆。杨薇想起昨天晚上马占江的话，心里先是一阵愤懑，随即脸一红，随口打个招呼：“柳教授也亲自买饭哪？”
别人称柳教授为“先生”，“先生”这个词在她的意识中是贬意词，是讽刺人的用语，她说不出口，不如称“教授”顺口。这本是一句废话，一句没话找话说的应酬话，比明知对方吃了饭，还问一句“吃了吗？”还拙劣的无用的话。柳家买菜做饭是柳教授的事，连买煤也一样，这本是全校没人不知道的事，杨薇是他的邻居，本该比谁都清楚。柳教授也没计较这句话问得合理不合理，随口说了一句：“每天喝玉米粥喝得胃发酸，今天换换口味。”
当她在柳教授身边走过去的时候，她突然感到他很可怜。她不可怜他一个一级教授，省长部长一级的人物住两间平房，在她心里，人和人不该有什么差别的，甚至连工资都不该有那么大的差别。他的工资每月三四百元，全校数他挣得多，她才四十多元。从这一点儿上，他不值得可怜，她可怜他挣那么多钱，还要自己买菜，自己做饭，干那些连农村的男人都不干的事。转念她又可怜他过着跟自己差不多的日子，她想象着当他躺在床上的时候，跟自己的心情也没什么差别，虽说他年岁大了，不会想入非非，但终有过想入非非而独身躺在床上的年代，从那时到现在，在床上没有说话的人。
她想起自己难熬的长夜、难熬的长夜那种辗转反侧、清冷孤凄的心情，她对他产生一种同病相怜的心情。
她想起马占江的话，突然感到马占江对她没什么恶意，没有伤害她的意思，她对他产生的憎恨顿时淡化了、消失了。或许，他真的出自一个热心人的善意，起码，是对无话找话或企图摆脱某种窘境时言不由衷说出的一种应酬话。
晚饭后，她闲得无聊，突然想到柳教授家去坐坐。城市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晚上的时间比白天还宝贵，读书、写文章全在夜里，平时人们就不大走动，走动也是有非走动不可的事时才走动。杨薇和柳教授是邻居，过去没来往，平时也没走动过，如果没有马占江那句话，她或许不会想到要到柳教授家里去，她去也不是有什么目的，只是想去坐坐。
她神使鬼差地出了自家的小院走进柳教授的院里，先听到柳瑛的说话声，她以为屋里只有柳教授父女两人，抬手敲了门。开门的是柳瑛，见是杨薇，高兴地说：“杨阿姨，请进！”杨薇走进屋，起身迎接他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柳教授，一个是薛小飞。
薛小飞常到柳瑛家里来，她早有耳闻，见了也不感到意外。倒是薛小飞见了杨薇，感到有些拘束，说声：“杨老师。”杨薇说：“我随便串个门。”柳教授说：“大家都坐，在一起聊聊。柳瑛，快给杨老师搬个凳子来。”
柳瑛回里间给杨薇搬个凳子坐下，薛小飞还站着不动。杨薇说：“小飞，怎么不坐了？”柳瑛说：“今天是星期六，我们学生会组织了一场舞会，杨阿姨是不是也去跳舞？”杨薇说：“你们跳去吧，我不会。”柳瑛说：“不会可以学嘛，我教你。”杨薇说：“你们先去吧，等我学会了再去。”柳瑛说：“那我们走了。”
柳瑛和薛小飞一同走出屋门。柳教授说：“这些年轻人，放着大好时光不好好读书，专爱凑热闹。”杨薇说：“柳教授不是也会跳舞吗？怎么柳教授不去？”柳教授说：“那是年轻人的事，老了，腿脚不灵活了。”柳薇说：“听说毛主席他老人家也跳舞。”柳教授说：“那可能是‘文革’以前的事吧，那时候，中央的领导都跳舞。‘文革’一开始，这些曾一同出生入死的人翻了脸，凑不到一块儿了。”杨薇笑笑，故意转移话题，言不由衷地说：“教授跳跳舞，轻松轻松，说不定对写文章还有好处呢。”柳教授说：“我也是十多年不看书不写文章了，你看我这书架，书都没有了，还读什么书，写什么文章哪！”杨薇回顾一眼，见屋里书架倒不少，大都是空架子，放的都是生活用品，跟她家那个书架差不多。柳教授说：“‘文革’一把秦火，把我这几架子书烧成灰烬，我不再读书，也不写文章了。”杨薇听了很不自在，说：“书烧了，还有图书馆嘛，那里的书更多。”柳教授说：“人闪光也就那么几年，那几年过去了，干什么也就干不成了。”杨薇说：“我不这么看，做学问比干别的不一样，做学问的人越老，学问就越深。”柳教授说：“这些年，我那点儿底子也早就饭吃了。”杨薇说：“什么时候有时间了，我向柳教授学学做菜。”柳教授说：“我做的菜都是当年向我夫人学的，她是天津人，出自名门，别的不会，专讲究吃，当年我的工资，都被她做着吃了。”
杨薇从农村喝粥、吃窝头吃到县城，吃到大学食堂，自己做饭也是农村风味加食堂风味，没见过新鲜菜，没见过新做法，柳教授几句话，把杨薇说得自惭形秽，她说：“我该走了，有时间我一定来向柳教授学学做菜。”柳教授也不挽留，说：“什么时候有时间常来坐坐。”杨薇说：“如果柳教授欢迎，我会常来。”柳教授说：“我喜欢和年轻人谈心，年轻人有朝气，有理想，跟年轻人在一起，我也像年轻了许多。”
柳教授把杨薇送出屋门，杨薇感到柳教授很客气，很随和，没有一点儿大知识分子的架子，心里感到很轻松。她出了院门，刚想拐进自己家，听见柳瑛和薛小飞说说笑笑地回来了，她望着两个人逐渐走近，身子退进自己家里，探着头向外看一眼。她突然感到那是在窥探他人隐私。对窥探别人隐私，她是有过经历的，那是别人在窥探她。她心里一阵震颤，本想缩回去，但身子却不由自主地走了出来。出来干什么，她不清楚，正想着向外走还是退回去的时候，两个人走过来，同时跟她打个招呼。杨薇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又不自主地迈开脚步，从他们身边走过去。没走几步，听见柳瑛和薛小飞告别一声回家去了，她又回过身来，走到薛小飞身边说：“小飞，你到我家来一下。”
薛小飞怔了一下，跟她来到家里。杨薇对他说：“坐吧。”薛小飞犹豫了一下，坐在木椅上，杨薇坐在床上，平淡地问了一句：“舞会结束了？”薛小飞说：“结束了。学校规定，舞会不得超过作息时间。”杨薇问：“跳舞的人多吗？”他说：“不少。”杨薇问：“都是学生？”薛小飞说：“也有老师。”杨薇红着脸，不自然地笑着，吞吞吐吐地说：“跳舞好学吗？”薛小飞说：“好学，没比跳舞再好学的事了，您也想学跳舞？”杨薇脸红红的，笑得更不自然了，说：“我只是随便问问。”薛小飞不假思索地说：“你想学，我教您。”杨薇赶忙制止他说：“小点儿声，别让人听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