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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越讲越枯燥，学生们越听越没兴趣，开始出现旷课的。第一个旷课的是宋仁杰，每上这种课，他早晨就睡大觉，连早饭都不吃，继之是薛小飞。后来旷课的越来越多，周步尘在下课后说过几次，让同学们注意学校纪律，保证上课人数，但那只是说给上课的学生听的，不上课的学生不知道，也没人去告诉不上课的学生。薛小飞和宋仁杰和周步尘在一个宿舍，周步尘只在课堂上说说，回宿舍后也不提这回事。他本来心绪不好，晚上想耿莉莉经常失眠，有时早晨也起不了床，他也开始旷课了。全班只有陈思为一个人没旷过课，他做笔记很认真，老师讲完，他便借来相应的书认真阅读，还做阅读笔记，不明白的地方和老师交换意见。任课老师因学生们有不少旷课的，脸面上过不去，自己不便强行要求别人听他的课，也只耐着性子敷衍着，经常下课时间不到，给学生们指定个阅读范围，自个抱着教案走了。
离原定安排的课程还有两三个星期，政治经济学提前结束了，任课老师耿其良开始布置复习范围。无论什么专业，无论什么课，讲完一门课，要考试一次，考试分数存入个人档案。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考试都是有充分准备的，老师留复习题，再一字一句一个标点地念着标准答案，或把标准答案写在课堂上，让同学们记下来抄下来。要考10道题，就留十几道复习题，有的老师考几道题就留几道复习题。同学们对整门课没兴趣，从不听课也不要紧，到时候从同学那里借来标准答案，抄下来，考试时把标准答案压在卷子下，边看边抄，即使考不了满分，要及格是不成问题的。大学毕业，只要每门考试及格就能拿到毕业证，毕业分配还不在平时考分多少。如果连考试都不应付，那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宋仁杰连复习题和标准答案都没有。出复习题的前一天晚上他累了，第二天没去上课。之后，他向陈思为借了复习题和标准答案。别人写的字乱，有时还省略字句，陈思为写的字最工整，也清楚。陈思为借给他，他抄下来，随后丢在一边，连看都没再看。
有了复习题，有了标准答案，陈思为不论干什么去，手里拿着笔记本，嘟嘟囔囔，边走边背，稍一卡壳，再看一眼，接着背。晚饭后散步，他带着笔记本上街背，早晨起来，他带着笔记本到操场去，吃饭时他把笔记本带到餐厅，一边排队打饭一边背，打了饭回宿舍吃，一边吃一边瞅着笔记本。
下一周的政治经济学课要考试，一道多余的题都没有，连次序都没变。同学们交了卷，走出教室，或回宿舍，或到大街去了。陈思为早答完了，却一个字一个字地反复检查自己的答卷。他当小学教师时就是这样要求学生的：考试不要心慌，不要着急，细心阅题，细心答卷，答完卷要多检查几遍，下课钟响了再交也不晚，如果提前走出教室，发现错了，后悔就来不及了。他不只一次地这样要求学生，自己也成了习惯，不到下课时间，他不离开教室。
他教学的那个时候，上下课是要敲钟的，那口钟就是一块能敲响的铁，声音噗嚓噗嚓的。
一门课考两个小时，别的同学不到半个小时就走光了，他却坚持到最后一分钟。老师等得不耐烦，不时出去走走，吸支烟，回来坐在课堂上等他一个人。直等到交卷时间到了，他才交了卷。
考分很快下来了，宋仁杰得了99分，全班第一名，陈思为和杭健并列倒数第一，各得了90分。宋仁杰洋洋得意，嘴咧得合不上，眼像一对下弦月。陈思为手扶着腰，气得直骂大街：“这叫什么考试？全班就我下的功夫大，就我答卷认真，竟然在班里得了最低分。”宋仁杰眯着眼，得意地说：“你下工夫大有什么用？你智商低。”说得同宿舍的人“哧哧”直笑。陈思为瞪着眼，一步步逼向宋仁杰，宋仁杰赶紧爬到上铺，眯着眼瞅着他直笑。陈思为仰头瞅着他，说：“我这人智商低？‘文革’前全县升高中考试，我得过第一名。”宋仁杰说：“那是你全县考试，全县才有多大范围？别看咱滨大不怎么样，也是几个省的学子荟萃之地，拿你一个县的水平到这儿来亮相，你也说得出口！”同学们由“哧哧”笑变成哈哈笑。陈思为说：“这种考试不算，咱们动真格的。”宋仁杰说：“你说不算就不算？你也太能耐了。什么是真格的？考分就是真格的。怎么衡量一个人学习用功没用功？分数就是铁标准。你不学习，考分少了，你不算？谁要没考上大学，把一次高考也不算，行吗？”直把陈思为气得直结巴：“也就你旷课不听课，标准答案还是抄我的，你说说，你这第一名是怎么得来的？”宋仁杰说：“我智商比你高。”陈思为说：“你智商比我高？问问同学们，谁能承认你智商比我高？你们说说，他的智商比我高？”
没人答话，陈思为还不罢休，说：“你们谁认为他智商比我高。”薛小飞得分不是最高，却比陈思为高，他说：“老陈，你还是学政治经济学的，我看你这政治经济学是白学了。”陈思为转过身歪着头问薛小飞：“我怎么就白学了？”薛小飞说：“社会看产值，没人看你下了多大成本，你工夫下得越大，越说明你不行。”
同学们你一句我一句，有的打哈哈，有的一本正经地拿他开玩笑，他急得青筋乱跳，却没意识到别人在耍笑他。
下午，陈思为的气还没消，在校园里碰上杭健。他平时在杭健面前以师长自居，现在降为一个档次，有些羞于见人，扭过脸想躲着她走。杭健把他喊住，走过来，也在为考试的事愤愤不平，发着牢骚，她说：“这考试是怎么考的？平时不上课的，反倒得了高分，我和你的标准答案都对过了？我把答案背得烂熟，一个字都没答错，这耿老师凭什么给我们少打分？”陈思为说：“这种考试方法考不出一个人的水平来，考得不公。”杭健不认为方法不对，她说：“我看是耿老师判卷不公，咱们看看卷子去。”陈思为受了鼓动，把手一挥，说：“走，咱一起去。”
杭健心里憋着气，走路就快。陈思为扭动着水蛇腰，甩动着双臂，晃动着双肩，大步小步地跟在她后面。他们来到那片灰蒙蒙，阴森森的宿舍区，打听到耿其良的家。见了耿其良他们委婉地说明来意，说他们想知道错在哪里。
耿其良知道他们是为分数来的，拿出全部卷子，找出他们的两份，卷子上每个扣分处都写着“-1”或“-2”，他拿着杭健的那份，把扣分原因给她解释：“这个答案是两段，你连写下来了，扣1分，丢了一个‘的’扣2分，这个地方该加引号的词没加，扣2分，这个标点用错了，扣1分……”杭健不服，说：“这点儿问题也得扣分？”耿其良说：“标点在文章中是很重要的，特别是理论方面的东西就更重要，标点用得不对，对原意的表述就不准确，这不是小问题，必须扣分。漏掉一个‘的’，虽没歪曲原意，也是对标准答案理解不深、把握不准造成的。老师考试的内容是全部课程的精华，以后要常用的，不能有半点儿疏忽。”他又解释：“老师为什么要出标准答案？标准答案就是判卷的标准，这标准不是老师自己任意定的，那是从讲义上抄下来的，有的是伟大领袖和革命导师的原话，虽没注明是谁说的，却是问题的定义，那是连标点都不能错的。有了标准答案，谁都答得差不多，如果马马虎虎判卷，全班都得100分，那说明有了问题，总得显出点儿差别来，这差别总得从细微处去找。”
解释了，再一个个数着被减去的分数，一边数，一边累计着，数来数去，发现累计被扣了8分。杭健说：“老师，你扣我8分，我得92分才对，你只给我打了90分。”
这次轮着耿其良被动了，他反复累计了几遍，还用笔在卷子背面用100减8算了一遍，果然在总分中少写了2分，他向杭健道歉说：“这事全怪老师，是老师粗心造成的，可以改过来。”说着，在“0”上重叠着写了个“2”字。
看了杭健的卷子，再看陈思为的卷子。陈思为的卷子每道题的答案后面都写了“-1”。陈思为问：“老师每道题为什么都扣我1分？”耿其良振振有词：“你看，这些地方都该用逗号，你用了什么符号？”陈思为说：“那不是逗号吗？”耿其良说：“逗号怎么写？落笔后应该往回扒一下。”说着，用笔写了一个逗号，还用笔指划着给他解释，然后又说：“你看你，都写成顿号，这跟句子的原意就大错特错了。跟你算做用错标点符号，还是照顾了你。如果按句子的意思，你可就惨了。”陈思为分辩说：“我写的都是逗号，这是我写字的习惯。”耿其良说：“习惯不行。写出来的东西是给人看的，别人不理解，只自己心里明白怎么行？那是绝对不行的。别人错一个标点扣一分，你看你错多少？通篇都是错的，要这样扣分，你不仅不及格，还要得负分了，我才一道题扣你1分，1、2……10、11”再数一遍，还是11分，他指着一处扣分的地方，说：“你这个地方跟杭健犯了同一个错误，本来该分段写的，你也连在一起了，总分还少扣了1分。”说着，把“90”分整个划去，改成“89”。
陈思为的脸腾地就红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耿其良说：“最低分也是优秀，不影响毕业，也不影响毕业分配。毕业分配历来都是多种因素决定的，不是按分数高低分配的。多一分少一分用不着担心毕业分配的事。考试仅仅是检验同学们的学习、加深同学们的理解、起一个督促的作用，只要同学们学了，多几分少几分都不是问题。”
陈思为的脸红红的，杭健说：“耿老师还忙，还有事，咱们走吧。”陈思为红着脸走出耿其良家，耿其良把他们送出来，说：“有时间还来玩。”
回来的路上，杭健又说又笑，说老师粗心，对学生不负责任。要不找这一趟，这两分白丢了。陈思为却一句话都不说，心里寡然无味，步子走得没力了，腰也扭得慢了、轻了。
这件事很快从杭健嘴里传了出来，传遍全班。杭健在同学中说这件事，不是贬低陈思为，她仅向同学们说明自己本不是全班倒数第一，是老师给自己少算了两分，自己又找回来了。说自己的同时，也顺便把陈思为被扣分的事说了出来。
陈思为成了全班同学嘲笑的话题。人们嘲笑他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岁数最大，得分最低，坐了小椅。二是打上门找老师算帐，反被减了1分。宋仁杰把这件事编成一个歇后语：“陈思为找老师算帐──打上门倒贴。”人们背后开他的玩笑，当面也开。陈思为却当了真，很长时间见了人抬不起头来。有时候他为自己辩解：学校的这种考试，不能全面反映一个人的能力和水平。
其实，谁都知道自己的分数是怎么得的，却谁都不怀疑自己的水平。对陈思为，大家都公认他在全班是学习最刻苦最用功的一个，他得最低分是冤枉了他，但谁都不认为他是全班第一。承认他是全班第一的只有他一个人，其他人都各自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全班第一。
毕业多年之后，同学们在一起谈论起陈思为，谈论起当年的同学的时候，都忘不了拿他这件事做笑料谈论。多年之后，提起大学生活、提起大学学习，陈思为依然一本正经：“大学的考试分数，根本不能反映一个学生的学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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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提前结束了，直到放假这门课成了空档。填补 这门课的是世界经济，但世界经济安排在下学期。一天，高等数学老师讲完课后刚走出教室，杨薇随后走进来。她站在习惯站立的地方，用习惯说的那句话开了头，说：“有句话占用同学们几分钟时间。系里通知，明天政治经济学的课由东亚研究所的马老师做东亚经济发展的学术报告，希望同学们不要请假，不要缺席。”
东亚研究所的牌子原来钉在世界经济教研室的门口，是个四指宽，不足一尺长的小木牌，木牌用广告色涂成白色，字用红广告色写的。教研室的牌子钉在教研室的右上角，研究所的牌子钉在左上角，都是横钉的。几天前，这个牌子在教研室的门口消失了，只因过小，同学们没留心、没在意到它的消失，而在学校大门的门柱上挂起了一个大牌子，上写“东亚研究所”，因过于醒目过于突然，没人不知道，都以为学校新迁进来一个机构，占用了学校的地盘。跟滨大的牌子不同的是，学校的牌子挂在东边的门柱上，字用红漆漆成，是鲁迅的手写体，据说是在鲁迅的各种字迹中挑选拼凑制成的，因不是一口气呵成，显得多少有些蹩脚。东亚研究所的牌子挂在西边的门柱上，牌子的尺寸跟滨大的牌子大小相等，字是仿宋体，用黑漆漆成。与此同时，原来钉在“世界经济教研室”门口的那个小木牌出现在学校办公楼三楼的一间办公室右上角的门框上，在这座办公楼办公的人很少有人发现它的出现、很少有人发现它的存在。至于这是个什么级别的单位，没人能说得清，研究所所长由成校长兼任，成校长是副部级，而研究所的马占江却什么级都不是，研究人员是他、工作人员是他、收发也由他一人兼着。据说，这个研究所的编制是三个，当然就不再分什么处室了，成校长这个所长是兼职的，不占编制，另有两个名额都空着。马占江曾在经济系物色过人选，他那个研究所将来归科研系列，教师们都有多年教龄，将来评定职称凭教龄长短，如果跳了糟改了行，多年的教龄算白搭了，一切得从头来。另有一个原因是人们对东亚一无所知，教了多年世界经济的教授，也只教欧美经济，从没有介入过东亚，到了研究所，他马占江是老大、是权威，别人都得给他打下手、跑龙套。因此，他动员过几个人，却没人到他那里去。倒是有两个搞行政的人私下找成校长说过想到研究所去，成校长没答应，也没回绝，跟马占江一说，马占江一眼就看出那两个人是想来当书记、副书记领导他的，对成校长说：“所里只有三个编制，来两个搞行政的，只我一个人搞业务，将来工作怎么开展？”成校长说：“我相信你，接受不接受在你，接受哪个人也在你，你看着办。”马占江说：“我的意思是等77级学生毕业时留两个学生，这些人底子厚、基础好，一工作就从事这项研究，给所里的发展打个好基础。”成校长说：“那好，从现在起，你就在经济系特色人选，培养他们的兴趣，将来他们就是所里的研究骨干。”
第二天，同学们按正常上课时间陆陆续续来到教室，周步尘走到课堂，用彩色粉笔放平写下“马老师东亚经济学术报告会”几个大字，写了两行，字的色彩很淡，他又用白粉笔顺边描了一遍，描成美术字。
刚写完，上课时间到了，周步尘刚在位子上坐下，杨薇领着马占江走进来。因为不是老师上课，周步尘没喊“起立”，而是带头先鼓起掌来。杨薇站在讲台下她习惯站的那个位置上，说：“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东亚研究所的马老师。马老师原在中国社科院工作，多年从事东亚经济研究，是国内这方面的权威，最近调到咱们学校筹建东亚研究所，这个所属中科院的一个分支机构。今天请来马老师给同学们作东亚经济发展的学术报告。”
同学们又一阵掌声，马占江走向讲台，他笑容可掬，不断向同学们哈腰。讲台上为他准备了一把椅子，掌声过后，他拉拉椅子坐下了，杨薇走到最后一排找个空位子坐下。马占江没带讲义，没带讲稿，只带七八张卡片，从兜里掏出来放在讲桌上，说：“我不是来做学术报告的，成校长建议我跟大家随便聊聊，谈谈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和东亚经济的崛起，我没什么准备，纯属聊天，没题目，说到哪儿算哪儿，同学们也不用做笔记，也算互相学习吧。”
马占江口才很好，普通话说得很标准，而且谦虚和蔼，先赢得同学们的好感。马占江说：“东亚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只是范围更小些，所指的地域更具体些。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打出的旗号是‘大东亚共荣圈’，可见这个东亚的范围是很广的，不但包括日本，连中国、马来西亚等广大地域都包括在内。但亚洲各国各地区战后发展很不平衡，引起世界注目的除日本外，还有新加坡、中国的台湾、香港和南朝鲜。这四个地区被世界称为经济腾飞的亚洲‘四小龙’，今天我把范围缩得更小，更具体一点儿，专门谈谈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亚洲‘四小龙’这个名词对同学们来说可能比较陌生，但它在世界经济学家的著作里已经占了一席之地，是最近几年的一个热门话题。”
同学们听得专心，专心的原因一是这天的话题听起来很新鲜，一是马占江没有教材，不用教案，也没有文稿，像拉家常、像聊天，使人没有听课时那种枯燥感。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地区的状况说起，介绍各国各地区的发展策略，又从各国各地区的发展策略中找出他们的共同规律，把这种共同的规律既当成他的结论，又当做他的理论依据，从经济、文化以及上层建筑分别加以阐述。谈到经济的发展，他不时翻阅一下卡片，宣布一组数学：“经济增长多少、外汇储备多少，比上一年增长多少，以说明该国该地区经济发展的迅速，佐证该国该地区某一阶段决策的正确。每到这时，他补充一句：这个数字不是我所创造的，这是有根据的。”然后说出数字的来源：不是引自台湾某报纸，就是引自香港，日本某杂志，或引自美国某经济报告。谈到该国该地区的文化发展，便说该国该地区有多少家报纸，有多少家杂志，有多少家出版社。谈文化为讲经济，文化发展了，会带动造纸、造碱工业的发展、会带动印刷、电子工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也是经济的发展，文化是经济的一部分。每到这时，他就补充一句：“我这不是在美化资本主义，仅仅做为学术研究向大家交流一下情况。”他谈“四小龙”，只谈四小龙的发展，不做横向比较，不跟美、日比较，也不跟邻国比较。末了，他说：“这只是一个概况，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后讲世界经济，要涉及到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规律。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超出了现有政治经济学的范围，有很多东西已经不能用现有的政治经济学去套用了，但要研究世界经济，首先还要学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没有这条保证，是学不好世界经济的，也是不能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的。我住在男生宿舍楼3号楼的二楼，同学们对我讲的有什么不同看法，随时可到我那里去，我们共同研究，不正确的地方欢迎批评。”
他讲完了，站起来，仍然笑容可掬，不断地向同学们点着头，微微哈着腰，然后收起卡片，走下讲台。
这天的午饭，425宿舍的人都端到宿舍来吃，一边吃，一边议论着马占江的学术报告，有的说讲得活，有的说内容新鲜。陈思为说：“你们说，今天这堂课到底什么意思？”宋仁杰说：“不是说交流一下情况吗？”陈思为说：“我看不是这意思。”薛小飞问：“你说什么意思？”陈思为说：“我看这是在否定社会主义。”周步尘说：“别扣大帽子。”陈思为说：“这不是扣大帽子。”薛小飞说：“人家没提社会主义吧。”陈思为说：“虽然没提社会主义，他赞扬了资本主义，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宋仁杰说：“老师在课堂上表扬了薛小飞，就是批评了你？”陈思为说：“不能这样类比。”宋仁杰说：“你不就是这样类比吗？用逻辑推理，你这不是用的一种方法？”陈思为说：“我说的是政治问题，不是逻辑。”薛小飞说：“陈思为就善于用政治问题看待一切问题。”陈思为说：“一切问题都有一个政治问题。”周步尘说：“马老师今天做的是学术报告，不是政治报告。”陈思为说：“没有不带政治的学术。”宋仁杰问：“陈景润的1+2是什么政治的学术？”陈思为说：“我说的是意识形态，凡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学术都带政治。”薛小飞说：“就你的政治水平高，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考了倒数第一。”陈思为说：“那种考试不能反应一个人的水平，咱动真格的，再考一次试试。”宋仁杰说：“谁给你再考一次？要考，等你当了主席，换了贴秘再说吧。”同学们“哧哧”地笑，陈思为脸上挂不住，说：“是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在乎多考几分，少考几分。”宋仁杰说：“你不在乎那几分，打到老师家里干什么？”陈思为说：“为弄个明白。”薛小飞说：“先不说你为什么，总不会考得少了就正确吧。张铁生时代过去了，你也别为答白卷辩护了。”陈思为问：“谁答白卷了？”薛小飞说：“张铁生，提张铁生你着急，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还是有私人关系？”
本来是谈论马占江的学术报告的，一扯，离题远了。周步尘一直心绪不好，一听他们争吵就心烦，他说：“谁爱听什么就听什么，谁爱信什么就信什么，人各有各的是非标准，干嘛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
陈思为在宿舍找不到支持者，下午找杭健谈论他的政见去了。他一手扶着腰，拧着身子歪着屁股，一手指划着，在路旁叽咕了半天。杭健对他的话深有同感，说：“就是，大学是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阵地，不是为资产阶级歌功颂德的课堂，咱们向系里反映反映去。”陈思为说：“这事跟系里说不管用，要反映就正正规规地向学校党委反映，你要同意，我起草个稿子，你签个字，敢不敢？”杭健问：“你呢？”他说：“我当然先签了。”杭健说：“你敢我就敢。”
陈思为到教室里苦思冥想，整整写了一个下午，写了一个“情况反映”，先署了名，让杭健看了，杭健签了字，然后两个人一同到学校办公楼，找到党委办公室，把写的“情况反映”郑重其事地交上去了。
之后，杭健把这件事丢在脑后，陈思为却兴奋不已，天天等待着学校的反应。在他的想象里，学校会下个文批评马占江的资产阶级立场，同时表扬他陈思为鲜明的是非标准。如果学校把他的“情况反映”刊登在报纸上，或交到上面，说不定会像当年毛主席赞扬李希凡那样，他一夜之间成为学校的名人，乃至在全国出了名，毕业时凭借这个资本，理想的单位任他挑选，还得不断提升。
但等了多天，不见学校有什么反应。一天，他到系办公室去拿信件，见办公桌上有个文件，文件上仅几个字：“经校党委研究决定，任命马占江任东亚研究所副所长（副处级）。”
至此，东亚研究所这个机构才算有了级别，那是跟各系平级的单位，只不过这个处级机构不像其它处室和各系那么宠大，它仍然保持着马占江一个人这个精干的队伍，副所长兼研究人员兼收发。所长仍由成校长兼任，机构却不和成校长这个副部级并列。
陈思为见了，心里七上八下的，却没表示什么。他把这件事告诉杭健，杭健心里毛了，吓坏了，她找到杨薇，主动说明情况。杨薇对此事好像不大清楚，她说：“这件事学校没说过。”杭健问：“学校会不会为这事批评我们？”杨薇说：“不会。学校比较复杂，持什么学术观点的都有，对哪个老师的观点有什么不同看法，都是可以提的。当面提也好，向系里向学校反映也好，拿到报纸、刊物上批判、争论都行，这是一种好现象，谁也不会为这事去批评一个学生，就是提错了，也不会批评学生。”
杭健不知道这是杨薇在跟她打官腔，还是在跟她说真心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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