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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侄子叫艳光，是一个憨厚的孩子。
说孩子，有一点托大，实际上，他也就比我小七八岁。
小的时候，他问我：“老叔，城里好不好？”“好。”我说，为了证明“好”，我接着补充，“城里厕所在屋里，冬天不冻屁股。”
后来艳光对我说，我对他说的话，就是一股动力，凭着这股动力，初中一毕业，他就到城里来打工了。他谁也不惊动，在舊物市场买了一辆架子车，走街串巷地开始捡破烂。饿了，吃馒头，吃油饼，吃包子：渴了，喝自来水；累了，坐在树荫里休息；困了，躺在架子车上睡觉。他觉得自己的心里是一团火，暖烘烘的，亮堂堂的。
他一边捡破烂，一边观察各大市场、工地的情况，他想找一个适合自己的门路，安安稳稳地一脚踏进去。
考察再三，他决定去劳务市场当力工。
他用捡破烂攒下的几千块钱，租了一个房子，回家取了被褥，置办了锅碗瓢盆，像一颗钉子一样，把自己钉在了城市的肌肤里。
这时，他才来找我，告知他来城里的事。
他说：“老叔，城里是好，遍地都是钱。”
他给我算了一笔账，如果留在家里种地，一地种一年，净剩也就一万多元；而在城里，除了力气，没有任何投入，十二个月干下来，少说也是三万元。想一想，三万元，紧扎扎的硬通货，他很快就能成为村子里的首富。
我笑了，觉得他还是有点小农意识。
他猜出了我的笑意，一本正经地说：“老叔，你也不用笑，我一个农村孩子，能立下这么一点志向也不容易了。”
他像一首事先谱好的曲子，每一个音符都在鲜活地跳动着。
几年下来，他长高长壮了，也长丰富了。
在劳务市场，他物色了一个电工，一个瓦工，一个水暖工，一个木匠，经常请他们吃饭，没事儿喝着酒，沟通一下活路。有一天，他突然对那几位说：“我包了一个小工程，活儿不大，但我一个人干不下来，咱们几个合伙干吧，工钱平分。”
那几位当然高兴。
等跟他去了工地，才大吃了一惊，这哪是什么小工程，整整两栋家属楼的内装修，坦坦荡荡的一宗大买卖。
大家对他心存感激。
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两次，他在这几个朋友中的威望也就高了起来。再吃饭的时候，大家就有了主意，商量着合伙开一家建筑装潢公司，并推举他当经理，对外承揽设计装潢的活儿，一心要干一番大事业。
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选一处房子，挂牌营业，取名叫“金牧场”。
好奇怪的名字。
人人都觉得有意思。
众人分工有序，艳光在外边跑大活，其他人该蹲市场蹲市场──这既是他们的基本营生，又是巨大的信息来源地。
艳光还雇了一个艺术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专门搞设计，高薪养精，重赏求勇，你别说，“金牧场”在几个人的通力合作下，几年之内就成为市内比较有名的装潢公司。
这期间，艳光娶妻生子，日子过得平静而有滋味。
除了装修这一块，艳光还带起一支建设队伍，人员是村邻和劳务市场的散工。他们上敦化，下白城，一年有三季忙碌在钢筋砖瓦之间，也不知什么时候，推土机、混凝土搅拌机、吊车、铲车、钩机、运输车入库出库，轰轰隆隆的日子像火车过山洞，初始有点擦黑，转而就见到了光亮。
十里八村的人都夸艳光有能耐。
艳光回家时，也有叔叔伯伯打趣说：“一人富不算富，全村都富是幸福路。”这像个口号。艳光还真把它当成了一个口号！他让那个艺术学院毕业的大学生──现在是他的设计总监──到村里来，用扁刷把这行字刷到了他家老宅的后墙上。
这一年春播，他没让父母插手，自己拿主意把大田的玉米改成了羊草，一垧地的羊草，在成片的玉米地里变成了异类。艳光从内蒙古请了两个帮工，开始在家里养羊，三折腾两折腾，他成了当地的养殖大户。
紧接着，他和村里人签订合同，保收入，零风险，他要把他们村的地变成一处“金牧场”。
这是他事先想好的吗？
不知道！
现在，他们村的房子是统一的别墅型，家家有沼气，有大棚，有上下水，有室内卫生间，道路整齐，草场平坦，远看像仙境，近看是人间。
大家都说：“这是艳光的功劳。”
可艳光怎么说呢？他点了一支烟，眯着眼睛笑，一句话也不说。
选自《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