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相当漫长的学生时代，小学到初中，我都住在家里。那时候，我对书特别感兴趣。就是有故事的书，尤其是战争故事，我们称为打仗的故事。我根本没在意故事跟我在一起。父亲打过仗，他有一肚子打仗的故事。我只注意父亲的身体，因为，要是我出了错——我在外边调皮捣蛋，回到家，父亲不说，仅仅用他的长着老茧的手，随便拍我一家伙，就够我受的了。
　　在家，我只是防备挨揍，我是个乖孩子。父亲早出晚归，像一台拖拉机，而且是履带式拖拉机，是那种老式的斯大林80号，开进开出，我能感到他的力气通过脚传到地里，整个土坯屋微微震动。还有他粗重的喘息，像在耕耘芦苇根密集的土地。我特别关注他的表情。
　　父亲起床，就像拖拉机发动，我就醒了，可我故意装睡。有一天早晨，他穿雨披。雨披的声音我听得出。他说：今天要下雨。
　　我装睡，瞒不住父亲。过去，他一声不吭地上工。我相信农场广播的权威——连队大院里接了个大喇叭，我终于有了挑战的机会。我说：爸，喇叭昨天预报是晴天。
　　我的作文里喜欢用“阳光灿烂”，可是，我到学校，军体课（那时的体育课的叫法），突然下起了暴雨。我为父亲自豪，说：我爸爸果然预料到下雨了。
　　我父亲的身体实在神奇，渐渐地，我发现，他的身体与农场的广播有好几次相反，每一回，都是父亲准确。父亲的身体就是一个气象站。不过，每一回他发布气象预报，跟他的身体有关：头痛或者腰疼。
　　父母在对话中，我听出了些名堂：父亲的脑袋里还留着弹片，腰部挨过刺刀。父亲的身体里藏着过去的战争。
　　战争——打仗，对我们男孩来说，就是好玩。我们喜欢玩打仗的游戏。不过，我也想在同学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本事。有一天，我说：爸，你教教我，怎么预报天气？
　　父亲说：别来烦我，小孩懂个啥？天气有那么容易预报的吗？
　　我不敢多问多说，我怕他。可是，我还是以父亲的气象站骄傲。那是能活动的气象站。
　　一天夜里，我听母亲数叨父亲：突击队是年轻人的事，你咋跟一帮小伙子凑热闹？
　　父亲说：他们两个人也比不过我一个。
　　第二天，连队的食堂里，打了晚饭，父亲板着脸对连长说：你凭什么，没有征得我的意见，把我列入突击队？
　　连长参加过解放战争，说：老谢，老革命焕发革命青春，要是不考虑你这个老突击队队员，你还能叫我太平吗？
　　父亲说：那也得我主动报名。
　　连长说：那我就把你的名字拿掉。
　　父亲说：我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你还在家放羊呢。
　　连长说：老谢，毛主席说，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
　　父亲说：我现在正式报名。
　　我弄不懂父亲明明要参加突击队，为什么还要“摆老资格”？结果，不也还是突击队队员了吗？不过，我知道了，父亲参加过抗日战争，跟日本鬼子打过仗。
　　农场的农业生产，总是习惯用战争术语。我听说战争年代，父亲也是突击队队员。春耕春播——突击平地，父亲一身土和汗。傍晚收工回家，他对母亲说这里疼那里酸，早早睡下。
　　母亲念叨：还充好汉，把自己当成小伙子，逞什么能？
　　父亲丢出一句“烦什么烦”，呼噜就响起，仿佛拖拉机又发动起来。父亲一累就打呼噜。
　　我的记忆里，父亲有使不完的力气。我念高中住校，他明显地衰弱了，似乎力气不如以前，转移到土地上边，收不回来。我考入师范，然后，他离休。我和父亲，几乎没有面对面坐着交谈过。我参加了工作，当教师，偶尔回来，他坐着，似乎有话要说，可是，我已经习惯了我和他之间的状态——沉默。唯一的情况是，他再也不会挥动巴掌对待我了。我匆匆来，匆匆走。就像他当年早出晚归，他跟土地打交道，我与学生打交道。
　　有次回来，父亲卧床不起，已经用不着住院了。每一次，我回家，他伸出手，仿佛有话要说，却已说不出话。我把他粗糙的手放进被子了——别着凉。我时不时地替他翻转身体，似乎什么姿势都制止不住疼痛，只不过，他的身体不再是气象站，仅能反应疼痛，又确定不了哪里疼。过去所有的一切，都集中同时爆发，但跟气象无关。
　　后来，火化，我捧着骨灰盒。骨灰里有一枚弹片，小手指甲盖那么小一片，它在父亲的身体里待了半个多世纪，已成了身体的组成部分，像拖拉机里一个小小的垫片，却起过作用。那么魁伟的身体就化为盒中的骨灰，像沙尘，那么轻那么轻。遗物中，我发现一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发给他的残疾军人证。
　　农场里，像父亲这样的老兵，多了去了。突然，我想到，我参加了工作以后，父亲的样子，像要对我说什么，可是，我总是不给他创造机会。我还以为这就是我和父亲的习惯状态，唯有我有遗憾。
　　有一次，我遇上父亲老首长的儿子，我问：你父亲给你讲战争时代的故事吗？
　　他摇头：老头子从来不讲过去的事情。
　　我心里紧了一下。那些老兵，似乎共同保守着一个秘密。我已失去了机会。骨灰盒，默默无声。父亲的身体，像拖拉机，熄火，永远熄火了。他去世，其实，是把故事也带走了——永远不讲出来也讲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