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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娶娇娥，眼看他宴宾客。”看着朱三哼着曲，笑容勃发，每天像发情的公羊一样，带着婆娘在村里晃荡着，找草堆垛，我开始可怜自己了。
我最初是可怜他的！
朱三大我四岁，我俩在泥塘里一起滚大，一起上学、逃课，为抄近路举着书包横渡大河，一起到村头偷黄瓜，然后，又一起到县城技工学校学车床，成天闻着股铁屑味儿、润滑油味，在操场上喝啤酒吃泡面，给女同学发荤段子短信。
技校毕业，朱三说：“去南京打工去，挣钱娶媳妇。”朱三说这话的时候，满嘴铁锈味儿。朱三“媳妇”是隔壁班的黄丽，学所谓的财会，人可会算计呢。她说：“要想带我进门，房子、车子一样不能少。”朱三父亲去世早，就靠老娘伺候一亩二分地和三头猪过日子。我们俩的口袋永远是瘪的。
我们一起去了南京一家模具厂，一年下来，省吃俭用，戒烟戒酒才落得3万块钱。朱三成天在我面前哭丧着脸，给黄丽打电话时则满嘴跑火车：“我这一年下来净落5万，你就在家等着我吧。”我笑他，国家要收吹牛税了。
春天是动物发情，朱三发骚的季节。那天下午，朱三给黄丽打了一通电话之后，再上车床，就不知深浅了，把那一套操作程序都踩在脚底板下。在转动小刀架的时候，他估计还在回味黄丽的话呢，没停车，刀具直接杵手上了，左手食指——折了。我从来没见过朱三那个熊样，捧着手，哭得稀里哗啦的。
我带朱三去医院，医生说断骨没有碎也没有错位，可以保守治疗，给他打上石膏，纱布打个结，把左手挂在胸前。车间主任来了，丢了一千块钱就走了，其他啥话没有。朱三骂：“就一千块钱，打发要饭的呢，我这是工伤！”
朱三吊着胳膊捧着手，找厂长理论。厂长拿鼻孔看人：“你这是没遵守操作程序，是违规，我要开除你，想赔偿门都没有。”朱三倒是冷静：“那我们就去县劳动局仲裁去。”厂长笑起来，把烟轻轻地弹在烟灰缸里，抬屁股走人。
县上劳动仲裁的人跟朱三明确了两点：第一，朱三肯定属于工伤，第二，赔偿需要先做劳动能力鉴定，要按工伤等级来赔偿：“像你这个情况，估计属于十级。”
“十级？为什么不是九级、八级？”朱三几乎要哭了，“知道我当时多疼吗？我从娘胎里下来，就没那样哭过。再说，我媳妇还没娶上门，就这样手残了，哪个肯跟我？”那一刻，我真的就可怜他了。
“按我们经验，你这程度通常是十级，重些的打了钢钉才会评到九级以上。”仲裁员也掏了实话，“最终要看医院的诊断和劳动能力鉴定结果。”
那天晚上，朱三一宿未睡。认识他那么多年了，从没见他这么认真过，居然一字一句地把省工伤保险条例给翻透了。我是困得没劲了，迷迷糊糊地打着盹呢，突然被朱三一声惨叫给惊醒了。朱三，解下石膏，用右手硬生生将左手食指的断骨又拉开了，疼得满头是汗，直吸凉气，“我看过条例了，九级比十级要多赔5万多块钱呢。”
心想事成。朱三到医院打了钢钉，评了九级伤残。厂长不服县劳动仲裁的决定，朱三又将他告到法院，法院一锤定音。厂里赔了朱三一次性医疗补助、就业补助和其他补贴，赔偿金共12万。
婚宴上，朱三满嘴酒气地贴着我耳边：“兄弟啊，我等着喝你喜酒呢。”那眼神似乎笃定了我这辈子都会穷得讨不上老婆，我不屑，就算打光棍，我也不会干这种事！
那天，当我一个人像一只狗一样在车床前埋头工作的时候，耳边忽然响起了“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娶娇娥，眼看他宴宾客”，这一走神，刀具直接杵手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