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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两年前的事了。
我的哥们儿陈强在黄河滩接了一项工程，让我参与管理。我去了以后发现工地很荒凉，生活也苦，想打退堂鼓。陈强让我坚持一段时间，算帮他一个忙，等工程上马后再说。
我们要做的是一个发电厂的蓄水工程，工期预计两年。陈强是大股东，工程的总负责人。我负责工程指挥部的日常管理，场面上的职务叫办公室主任。工地住房紧张，我们“有头有脸”的几个住小房间，其他百十号人都挤在两个大工棚里。
和我同室的一共四个人，陈强的亲弟弟陈波，我们都喊他“小陈总”。“小陈总”负责工地施工物资器材的采购，属于重要岗位上的人物。另外两个是工程师，一个姓张，一个姓毕。小工们都喊他们张工、毕工，我很随意地就喊他们“老张”和“老毕”。
工地的业余生活极其单调，大工棚里有两个破电视，画面混沌还经常跳台，我们很少去看。因为无聊，我们几个经常凑在一起，喝酒、打牌。但是，这些活动老张很少参加。
老张50多岁，一脸沧桑，平时寡言少语，但是业务能力强，工程识图和计算，是一把好手。他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我们都很尊重他。
一开始，我们动员老张加入我们的活动，但老张总推说自己不能喝酒，也不会打牌。但他的老乡说，老张也许不会打牌，但酒还是能喝一点的。我们是轮流坐庄，估计他是不舍得花这个钱吧。既然这样，我们也不勉强他。每逢喝酒打牌，老张总会外出溜达，或是坐在门口的水泥墩子上抽五块钱一包的“红旗渠”。
时间一长，我对老张的情况有所了解。老张老家在原阳农村，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因抢劫被判刑入狱，一个女儿在市区上中学。几个月前老婆为了照顾女儿上中学，在学校附近租住了一间房子，在市里算是有个家。但是，女儿长期患病，并有辍学的危险。我想，老张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大概和这个有关系。
那天晚上，我们在寝室喝酒的时候，会计来送钱，钱是让“小陈总”第二天购买材料的。谁知，第二天他醒来一摸口袋，一万块钱不见了。我们一起翻遍了整个寝室，不见踪影。
消息很快在工地传开，我们每个人都成了嫌疑。但是想想大家的为人，又觉得谁都不可能去做这事。
“小陈总”为了向公司交代，报了警。警察挨个找我们谈了话，做了笔录。由于没有目击证人，又没有监控，调查无果。警察提示，内部作案的可能性大，让我们多留意一下身边的人。
正当我们人人自危的时刻，老张请假回了家，他说女儿又犯病了。
案子没破，但工程还得继续，施工很顺利，我们的生活慢慢恢复到了从前。白天工地劳动，晚间依旧喝酒打牌。本来这些活动老张平时也很少参加，所以他的离开对我们并没有多少影响。
过了一段时间，陈强提出要去看望一下老张和他的女儿，让我预先电话联系一下。老张接到我的电话，显得有些局促，言语中极力阻拦。一会儿说病好多了，一会儿又说自己不在家，不麻烦领导。后来我们还是买了一些营养品去了，陈强还带去了一个红包。但是没有见到老张。老张的老婆说老张在外地，一时半会儿过不来。
老张的行为让人感觉有点奇怪。
后来，老张回到了工地。本来干工作就很踏实的他，回来后更加积极了。苦活累活抢着干，特别任劳任怨。只是，他抽烟更厉害了，几乎是烟不离口。
老张工作没说的，却老是请假。谁都知道，他家里有病人，只能作为特例，让他回去。
一天，快要吃晚饭的时候，我接到老张的电话。他神秘地问方便不方便接听，我走到没人的地方让他说。他说他马上就下公共汽车了，让我去“原阳烩面”饭馆等他。这是怎么了，莫非老张要破例请客？
见了面，老张风尘仆仆的脸上挤出一丝苦笑。点了一个油炸花生米，一个冷调耳丝，把十五元一瓶的“平川”倒了两杯，我们都一口喝下。
我问：“有事？说吧。”
老张咽了口唾沫，用眼睛朝周围扫了一遍，就像影视剧里交换情报的镜头。
“你帮我个忙吧。”
“你说。”
“我说了，你一定要替我保密。”
“如果信不过我，那你就别说了。”
“信得过，信得过。”
老张说：“那一万块钱，是我拿的。”
老张语气很平静，但我还是吃了一惊。
“当时闺女急着住院，我借遍了亲戚朋友，也没借到一万块。我也是一时头晕，丢人啊。”
说完，老张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递给我。“这是一万块钱，你替我还给陈总吧。”
我问：“钱哪来的？”
老张叹口气说：“我把老家宅子卖了。”
我接过纸包，感觉暖暖的，这是没有散尽的他的体温。
当天晚饭后，大家照例闹哄哄地组织牌局，打了两把，我不小心扯了一下床铺，褥子下一沓百元钞票立刻暴露在大家的眼前。在大家都诧异的当儿，我拾起钱递给“小陈总”，并嗔怪地说：“你看，钱原来在这儿啊，你肯定是放在下面忘记了！“
“小陈总”又惊又喜，左手拿钱，右手挠着头皮说：“奇怪了，我这被子那天还晒过一回呢……咳！看我这脑袋。”
那天夜里，窗外飘起了小雪，大家的心情都特别好，我们开始喝酒，老张破天荒参加了，酒后的老张显得很开心，那是我们从未见过的笑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