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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链》里的契约精神一点也不复杂，那就是“借东西要还”。这不是哲学的理念，而是生命的实践。在践约这一点上，路瓦赛先生和他的太太马蒂尔德为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榜样。即便是莫泊桑，在项链遗失之后，他可以挖苦路瓦赛夫妇，他可以讽刺路瓦赛夫妇，可莫泊桑丝毫也没有怀疑路瓦赛夫妇践约的决心与行为。莫泊桑不怀疑并不是莫泊桑“善良”，是他没法怀疑，除非他不尊重生活事实。能在教育部混上书记员的人差不多可以算作一个“正常”人了，他的太太同样是一个“正常”人。
在契约社会里，对一个“正常”的人来说，契约精神已不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国家意识形态，而是公民心理上的一个常识，是公民行为上的一个准则。它既是公民的底线，也是生活的底线。这个底线不可逾越。可以说，离开了契约精神作为精神上的背景、常识上的背景，无论其它的背景如何相似，《项链》这部小说都不足以成立，它的逻辑将全面崩溃。
在契约这个问题上，路瓦赛和马蒂尔德都是常态的。我有理由把这样的常态解读成忠诚。在项链丢失之后，我们丝毫也看不到这一对夫妇的计谋、聪明、智慧、手段和“想办法”，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只有惊慌与焦虑。这说明了一件事，他们的内心绝对没有跳出契约的动机，一丝一毫都没有。
所谓的惊慌与恐惧，骨子里是践约的艰辛与困难，同时也是契约的铁血与坚固。契约精神是全体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在路瓦赛夫妇的身上，这种集体无意识在延续，最关键的是，它在践行。正因为他们的“践行”，《项链》的悲剧才得以发生，《项链》的悲剧才成为可能，《项链》的悲剧才能够合理。
《项链》其实是非常文明的悲剧。不是“文明”的悲剧，是“文明的”悲剧。
但是，对于作家来说，或者说，对于小说来说，“忠诚”是无法描绘的。可以描绘的是什么？是性格与行为，是人物的责任心，是担当的勇气，是不推诿的坚韧。要回答《项链》这部小说里头有没有忠诚，只要看一看路瓦赛夫妇有没有责任心就可以了。忠诚与责任心是合而为一的，一个在理念这个领域，一个在实践这个范畴。
非常遗憾，敬爱的莫泊桑先生，你全力描绘了马蒂尔德的虚荣，你全力描绘了命运对马蒂尔德的惩戒，但是，为了使得《项链》这部小说得以成立，吊诡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你不经意间塑造了另一个马蒂尔德：负责任的马蒂尔德和有担当的马蒂尔德。
也许我们不该忘记莫泊桑对“十年之后”马蒂尔德的外貌描写。这是《项链》里头极为动人的一个部分。他描写了马蒂尔德的“老”，他还特地写到了马蒂尔德“发红的手”，这是粗糙的、长期泡在碱水里的、红肿的、标准的、“劳动人民”的手。在莫泊桑的本意里，这个“老”与“发红的手”自然是罚单——你就虚荣吧，你已不再年轻，你已不再美丽。
我在这里很想谈谈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作家的性格。有些作家的性格是软的、绵的，有些作家的性格是硬的、狠的。哪一个更好？心理学告诉我们，性格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但哪一种性格更适合做作家，这就不好说了。“手软”可以成就一个作家，“手狠”也可以成就一个作家，这和文学的思潮有关。
但是，总体上说，有能力、有勇气深入的作家总是好的。我喜欢“心慈”“手狠”的作家。鲁迅就是这样。“心慈”加“手狠”大概可以算作大师级作家的共同特征了。用李敬泽的说法，写到关键的地方，“作家的手不能抖”。李敬泽说得对。是的，你的“手”不能“抖”。你“手抖”了，小说就会摇晃，小说就会失去它的稳固和力量。小说家是需要大心脏的。
在虚拟世界的边沿，优秀的小说家通常不屑于做现实伦理意义上的“好人”。莫泊桑就“手狠”。“发红的手”就证明了莫泊桑的“手”有多“狠”。是的，对于一个曾经的，光彩照人、超群绝伦的女性来说，还有什么比“发红的手”更令人不堪呢？在这里，莫泊桑的手必须狠，否则就不足以惩戒，就不足以批判。
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马蒂尔德是在一夜之间“老去”的么？她的手是在一夜之间“发红”的么？显然不是。这个“老”与“发红”是渐变的，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是十年。在过去的十年里头，马蒂尔德目睹了自己的面庞慢慢地“老”去，目睹了自己双手慢慢地“发红”。她也许流泪了，但她没有放弃，她没有逃逸。所以，这里的“老”和“发红”就是责任，就是忠诚。
的确，莫泊桑“手狠”。当他通过自己的想象看到马蒂尔德的双手慢慢“发红”的时候，另一个概念必然相伴而生，那就是“十年”。在《项链》里，莫泊桑用了一半的篇幅在惩戒马蒂尔德，他给马蒂尔德“判了十年”。这附带着又告诉了我们另一件事，那就是马蒂尔德的耐心。
我对耐心这个东西特别地敏感。之所以敏感是因为我有一个发现，这个发现想必朋友们都会同意，当代的中国是没有耐心的。我们热衷于快。我们喜爱的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这太滑稽了，这个振奋了我们几十年的判断伤害了我们这个民族，它让高贵的生命变得粗鄙，直接就是印钞机上吐出来的印刷品。我们人心惶惶，我们争先恐后，我们汗流浃背，我们就此失去了优雅、淡定、从容和含英咀华般的自我观照。没有耐心，极大地伤害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气质。
耐心有它的标志：我们能像还钱一样耐心地挣钱;我们还能像挣钱一样耐心地还钱，就像马蒂尔德所做的那样。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个意思，挣钱的态度决定了还钱的态度，还钱的态度也决定了挣钱的态度。挣和还都特别重要，没有人只挣不还，也没有人只还不挣。要好，两头都好，要坏，两头都坏。
最后，我想说一说《项链》作为一篇短篇小说的大前提。
《项链》这篇小说有一个所谓的眼，那就是弗莱思洁夫人的那句话：“那一串项链是假的。”这句话是小说内部的惊雷。它振聋发聩。我相信第一次读《项链》的人都会被这句话打晕。换句话说，真正让我们震惊的是什么呢？是假货，或者说，是假。这就是所谓的大前提。
但是，这个大前提恰恰又有一个更大的前提，那就是真。从接受心理的角度来说，“假”在什么条件地下才会使人吃惊？很简单，“真”的环境。同样，如果环境里头到处充斥着“假”，或者说，整个环境都是“假”的，那么，这个“假”将失去它的冲击力、爆发力和震撼力。
在《项链》里，莫泊桑所采用的小说线性极为明了，假——真——假。借来的项链是假的，还了一条真的，最后再发现借来的项链是假的。“真”是一块巨大的磐石，稳固地盘踞在生活的最中央，然后，“假”出现了。在“真”与“假”的冲突中，构成了所谓的小说戏剧性。
换一个说法，如果我们将小说的线性做一次调整，变成真——假——真？能不能构成小说的戏剧冲突呢？
理论上是可以的。事实上，这样的作品文学史上有。牵强一点说，加缪的《局外人》就是这样的作品。可我们不该忘记，《局外人》并不类属于现实主义，它是存在主义的代表作。存在主义的关键词是什么？荒谬。荒谬的世界是颠倒的世界，“假”盘踞在生活的中央，闹鬼的反而是“真”。
相对于现实主义文学来说，存在主义的真——假——真这个线性关系是不可思议的。它的线性只能是假——真——假。我是不是强词夺理了？没有。道理不复杂，人类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方式是求真，人类对现实世界的认知目的也是求真。所以，真，或者说，求真，是人类心理的基础、认知的基础、审美的基础和伦理的基础，最终，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真”会使我们平静、愉悦，而则“假”则会给我们带来震惊与恐慌。所以，现实主义的戏剧冲突只能依靠“假”对“真”冲击来完成，而不是相反。
《项链》正是在“真”这个基础之上所产生的故事。当莫泊桑愤怒地、讥讽地、天才地、悲天悯人地用他的假项链来震慑读者灵魂的时候，他在不经意间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他的世道和他的世像，是真的，令人放心，是可以信赖的。
莫泊桑，你安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