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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余秋雨的历史散文，蔚成了近年来的时髦风气。如果我没有弄错，这是继汪国真之后在散文和历史交界处所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显然，历史和文学正在制造出一些新的产品：历史利用文学获得“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由此带来的文化狂喜，可以从该书的发行量上得到证实。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不妨先回忆一下汪国真的诗歌。
海子死了，汪国真诞生了，这是1989年6月以后中国文学所发生的最富戏剧性的变化。海子一举带走了农业时代的诗歌真理，并为“汪诗”的涌现开辟出血的道路。“不合时宜”的“旧式”精神使徒，最终让位给了一个肤浅的诗坛流行歌手。这正是“历史的必然”。“海诗”不过是少数校园理想主义者的圣经，而“汪诗”才是热爱生活的广大女学生的起居事典。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市场之后，诗歌条码化的潮流势不可当。
越过那些抨击者的痛心疾首的呐喊，“汪诗”在市场上茁壮发育，表达了“后文化时代”的“拉罐文学”的主要特征：第一，高度通俗，彻底放弃原创性并对精英思想做简陋拷贝；第二，用过即扔，彻底放弃经典性写作。更为重要的是，在经历了海子式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后，人们只需一种非常轻盈的“哲思小语”，像粉色的口红一样，涂抹在苍白失血的精神之唇上，以此滋润营养不良的文化面颜。
这样一种“生命能够承受之轻”的诗歌口红，在一个高速消费的市场化图景中，无疑是非常和谐的物象。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止它的涌现和受宠。在九十年代上半期，“汪诗”的情形大致就是如此。而在九十年代末，“汪诗”甚至和王朔、苏童及王小波一起，发展为网络消费的主要对象。在那些文化网站和网上文化超市的货架上，这些物件早已经融入了日用品的亲切行列。
余秋雨的散文与之有非常类似的经历。一个富于戏剧性的例证是：据说在上海的一次“扫黄行动”中，警方从一个失足妇女的手袋里查出了三件物品：口红、避孕套和《文化苦旅》。这个传闻在海内外文人圈子中流传甚广，并且在一次文化研讨会上成为一个尖锐的话题。余秋雨因而受到了人们的攻击，似乎其作品一旦成为性工作者的读物，就变得十分可疑起来。
这无疑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理念。在我看来，即使这一“捕风捉影”的传闻属实，它也决不能成为“媚俗”之类的“道德化批评”的借口。相反，它的重要意义被包含在它的隐喻性之中：在那个女人的个人视界里，《文化苦旅》就是她的“文化口红”和“文化避孕套”。它们是一组互相隐喻的同义语词，具有完全相同的日用品功能，被收藏在一个“意识形态的手袋”里。余秋雨的文字正是这样一种文化消费品，但却比汪诗更加“耐用”，因为它不仅是用以点缀生活的“文化口红”，而且是“文化避孕套”，审慎规避着那些道德“病毒”。
“后文化时代”的特征是：精英不再引领大众，而是大众支配“精英”。这种结构倒置的后果就是精英的全面湮灭：这个曾经散发着思想香气的阶层，已经被大众与全球一体化市场与资讯洪流所吞没。只有少数人继续浮在水面。他们是市场的先锋，犀利地洞悉大众趣味的转移和文化的市场走向，并且利用这点对大众进行“反操纵”。
我要援引电影《泰坦尼克号》导演詹姆斯·卡麦伦与国际传媒大亨梅铎的关系来表明这点。一个老套的好莱坞言情故事，在近似疯狂的高额制作之后，产生了巨大的商业回响。另一个例子是中国画家陈逸飞和美国犹太大亨哈默的关系。它们证明“精英”的信念早已过时。这个世界需要的决不再是创造思想的精英，而是追踪公众趣味与理念的猎狗。他们不再向民众提供“思想”，他们仅仅发现和供应市场所需的“模式”。改变精英命运的另一个动力是资讯的全球化。OCR技术的发明，使平面图书资源的利用变得轻而易举，网络杂志、文化专题网门以及个人网页大规模涌现，网络文字总量在迅速增值，并为个人文化及区域文化的全球化传播开辟了阔大道路。
个人电脑对于外部消息的筛选标准与消息来源是否出自精英，是完全无视的，老式艺术家正在走向衰亡，而新的文化制造工业已经发育完备：专栏撰稿人和网络作家取代了正统作家，传媒记者取代了职业批评家，行画手取代了画家，摇滚歌手取代了歌唱家，制片人取代了导演，如此等等，总之，“文化白领”取代了“知识分子”。在“取媚”大众和营造“票房纪录”方面，后者才是真正的主宰。
“媚俗”曾经是一个非常刺耳的术语，但在市场垄断一切的时代，“媚俗”已不再是一种罪恶，而是一种基本的文化策略，用以从大众的口袋里找回金钱和尊严，它吁请着中国知识阶层的妥协和蜕变。这方面的成功例子，当推王朔、崔健和苏童等等。他们在进行文化的包装和推销方面，显示了某种天生的丽质：一方面反叛传统意识形态，一方面向群众大肆“献媚”。市场原则被严肃地建立了起来。
八十年代艺术家走向市场化的先锋背后，成千上万的文化推销员或传销员在九十年代期间茁壮成长。这一蜕变，受到了出版界、影视界和演艺界“资本势力”的有力支持。而其结果是：中国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个诸如“独立制片人”“自由撰稿人”的“文化中产阶级”圈子，除了隶属于大众和金钱之外，他们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和“独立”。
对此我没有什么异议。恰恰相反，正是市场交换策略避免了文化的最后崩溃。或者说，它维系了文化和大众的基本关系。经历了几千年的不屈不挠的战争之后，在一个“后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背景中，“文人”向大众趣味和资本势力妥协与合作的时刻终于降临。
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余秋雨所做出的努力是令人赞赏的。在文化及历史市场推销方面，他获得了令人惊异的成功。在我的记忆里，余秋雨的文字首先在上海的《收获》杂志连载，而后，在经过了市场的反复测试之后，才在出版社结集出版。而后是一个消费者的盛大晚宴。余秋雨的文字被连续地出版、转载、报道，成为中国各大城市的主要畅销图书，它甚至出现在几乎所有的中文网站或杂志上，与鲁迅和林语堂的作品一道成为现代散文的经典之作。一时间，大有不读余秋雨的文字、羞谈文学之风。
在这期间，我们也能够听到一些愤愤不平的声音，似乎这种成功本身成为余的一个罪证：“他媚俗，因而他有罪。”愤怒的十字架竖立起来了，痛苦的战士手执锤子和铁钉，要在文学和史学的领域审判余秋雨的文字，余对此深感不平。
在我看来，余秋雨旅行于一个他完全不能驾驭的领域，并陷入了阔大的迷津。在一个精英已经崩溃的时代，任何企图扮演精英并渴望受到人民喝彩的行动，都已面临难以破解的困境。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余文并未让历史向我们开放并成为我们生活的有效部分，恰恰相反，它显示了一个旧式文人的普通特征：屈从于陈旧的历史阐释和历史语法，同时又沉醉在一些细小的话语改造之中。而这样的文本无法成为新散文的方向。
散文应当从这思想的迷津中彻底解放出来，终止这种紧张的文化漫行，返回到伫立、安坐或躺的舒适状态。在一个高速运转的超级资讯时代，散文完全没有必要成为思想者的承重文本。在一个无须“原创性”的时代，散文作家应当放弃进行精英话语推销的使命，他们的工作现在已经变得非常轻松和简单：只需进行各种小型话语复制克隆，从历史和当下生活中拷贝一些感觉和话语碎片，然后把它们拼贴到“散文”的文本里，借此维系住一个与公众充分和解的状态。
流行散文的真正面貌，就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