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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侄儿不幸猝死。
他死在省城一家政府机关的酒桌上。
收到消息那天，我的弟弟、弟妹哭天喊地地来到我的办公室。他们只是两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发生这样的变故，除了哭喊，没有任何其他办法来表达心中痛绝的情感。
我想起我那苦命的侄儿，一个山沟沟里的孩子，外无强亲，内无依恃，他能去省城的政府机关工作全靠自己十余年的寒窗苦读。上大学，念研究生，到考上公务员。
他的成才，一度让父母看到了生活的火光，但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这颗火星就熄灭了，只剩无尽的暗夜笼罩在这个破碎的家庭上。
弟弟、弟妹坐在沙发上，抱头痛哭。
我悲恸地看着弟弟，对他说，二弟，人死不能复生，你跟弟妹节哀顺变，保重身体。大哥在县城沉浮大半辈子，虽然只是一个副科级干部，但官场里的道道，我心里清楚得很。侄儿的事，做大哥的会出面替你讨个公道的。
弟弟没有说话，用一句更加嘹亮的号哭作为对我的回答。
第二天，我跟弟弟、弟妹去了省城。
临行前，我给家族里的七大姑八大姨打了电话，前前后后过来的有二十多个人。我的经验告诉我，这样一支治丧队伍，蕴藏的力量足以让任何一家政府机关都不敢小觑。
我们匆匆忙忙上了路，在去省城的班车上，家族的人聚过来，问我该向侄儿的单位提多少抚恤金赔偿的事情。
我思忖了一会儿，说，当前，正是国家厉行“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的时候，桂平倒在单位的酒桌上，无论如何单位都脱不了干系。我看，我们可以提300万，底线100万。大家用眼神交流了一下，对这个提议表示认可。
当天中午，班车到了省城。
桂平单位的人早早等候在车站，虽然有所准备，但还是被这黑压压的一大家族人吓了一跳。按照原定的计划，他们准备先去殡仪馆，然后把大家带到酒店，只让几个主要的亲属去单位商谈，但这个时候，他们显然已无法掌握主动，从殡仪馆出来后，整个家族的人哭喊着一齐涌进了政府机关。
单位依旧拿出了诚意，把我们引到一间会议室，然后端茶倒水，对家族的每一个人都毕恭毕敬。
过了一会儿，我跟二弟还有几个亲属去了旁边的一间小会议室。
负责这次协商的是一个姓王的干部，他表情温和、庄重，对桂平表示哀悼，向家属致以慰问。说不管尸检报告如何，都会妥善处理好善后事宜，但是，最后谈到抚恤金的时候，双方发生了严重分歧，迟迟达不成协议。
我们就这样僵持了两天，第三天再次开始会商时，王干部拿出桂平的档案，然后从里面取出了一张体检表。
这是单位前阵子组织体检时，张桂平同志的心电图，我昨天专门请教了这方面的专家，医生说，这上面还是有些问题的。
王干部看着我，表情仍然和蔼，但我敏锐地嗅到，事情已经开始转变，他们要出手了。
然而，他们却低估了我。
我点了一支烟，轻吸了一口，问道，为什么我的侄儿上班时间会在酒桌上？
王干部有点尴尬，吞吞吐吐地说，这……这个是工作需要嘛，可以理解。
这个问题应该还是在他的意料之中。
我没有接他的话，慢慢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张出发前就准备好的报纸，在桌上摊开，“人民日报”四个鲜红的大字舒展开来。我再把报纸旋转180度，放到他的面前，头版头条上是一篇社论，题目叫《坚决防止“四风”反弹——论持之以恒落实八项规定》。
整个桌对面的人鸦雀无声。
第四天，商谈继续。在协商前，一个领导模样的人走到家属面前，对大家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让亡者入土为安是件头等大事，我看这样吧，今天我跟你们的当家人商量一下，争取早日达成协议，让亡人安息。
说完，王干部凑过来对我说，这是我们的党委书记。
我代表着整个家族跟书记走进了办公室。
两个小时后，书记拍拍屁股，站起身，我从会议室走出来，浑身湿透。
谈成了吗？大家问我。
我点了点头。
300万？
我揩了把汗，惭愧地说，我们错估了形势，当前，国家严查“四风”，但同时也进一步严格了政府部门的经费、预算，会上，党委书记把单位的预算表拿给我看，只有30万，多一分也拿不出来，我愧对二弟啊。
家族的带头人第一个屈服了。
四周一片沉默。
哇！二弟、弟妹用一声惊天动地的号哭发出了对这个世界最后的抗议。抚恤金很快到位，第二天整个家族的人抬着灵柩回到了县城。
我知道二弟对我失望了，那段时间，我一下班就去他的家里看看。二弟跟弟妹像两具尸体一样躺在桂平曾经睡过的床铺上，怀里抱着30万抚恤金，这幕情形让我哽咽难言。
一个月后，单位收到县委组织部的一纸调令：张德馨同志因思想觉悟高，大局观念强，务实作为，业绩突出，经县委常委研究，调任县委宣传部任副部长，明确正科级。
是的，我的名字就叫作张德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