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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关张三个人是师范学院的同学，毕业后分到了同一所乡村中学。读书时，他们只是面面之交，同学而已，毕业前夕他们才因为要分离而聚在一起。
据说那年市委下了个内部规定，大中专毕业生一律下乡，县城一个不留。刘关张也就因此能常在一起喝酒谈诗，还自称是“桃园小结义”。
一次酒酣，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刘关张谈起了理想。张年龄最小，但话最多，他抢先说：“我要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
刘关都给他鼓掌，关说：“我想写一本书，名字我都想好了，叫《中国的自由之路》。”
轮到刘，他说：“我才不像你们想得那么远，我就是想当校长。”
关张听刘这么一说，都十分惊讶，这算什么理想？刘也看出了关张的不屑，叹了口气，说：“你们城里的孩子不知道我们山里娃儿的苦，我老爹是民办教师，人老实，一辈子受欺负，等我当了校长就没哪个敢欺负他了。”
后来，刘就主动申请到校长办公室当了勤杂工，他说那里是他奔向理想的阶梯。关张说刘是个官迷，胸无大志，也就有意疏远了他。
关的父亲是个无业游民，但这时“无业游民”的称谓却成了他头上的光环。他常告诫关说，他是吃过亏的，他之所以一辈子都这样郁郁不得志，就是因为校长看上了她的老婆。其实关的母亲是他父亲落魄后才找的女人，可他却说：“别学刘当啥校长，要当就当个大社员，把校长骂个狗血淋头。”
大社员是土话，指在单位有地位有影响力的普通职工。关很崇拜他的父亲，这些话听得他热血沸腾，也记在了心里。他教书很用功，对校长却不客气，好像这个校长就是抢走他父亲老婆的那个校长。校长没读过大学，关就嘲讽他是“鸡立鹤群”，还洋洋得意自己发明了个新词。
有一天，关看见张扶着五十三岁的校长下楼梯，就在他们身后重重地吐了口痰，还大声说：“张啊，你也就是一条狗。”
气得张一周都没理关。
其实，在刘关张三人中，张最有才气，尤其是诗写得好，还在《星星诗刊》上发表过几首。
有一次，他喝高了，红着脸对刘说：“刘啊，你想当校长，那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他指指自己的鼻子，舌头有些打卷，“鲲鹏也，三十岁前，必得诺奖，不然，我就自杀。”
听他这一说，刘关都吓了一跳，还没等他们缓过神来，张接着说：“海子，海子你们知道吗？当今最伟大的诗人。他的思想他的诗，不被理解，他就卧轨了。也许，我就是第二个海子！”
张的眼睛放着光，好像他真的就是海子了。关认真地点点头，举起一杯酒，对张晃晃，说：“那我们就提前喝一杯永别酒吧！”
张有些蒙，说：“你不相信我？”
关说：“我相信你，但三十岁前要得诺奖还是早了些，六十岁后，也许可能。”
若干年后。
张进了市委秘书班，早把得诺奖的事忘了个干干净净。他提干了，喜滋滋地给关打电话，说：“老兄，我终于混上副厅了。”
关酸楚楚地回道：“恭喜恭喜，不过可惜了，兄弟，可惜你那鲲鹏之志了！”
张有些不高兴，本想说你就是煞风景，但临了却改了口，说：“大哥，我也是身不由己啊。”
关不知道张的心理变化，还以为自己高明，颇为满足地哈哈一笑，说：“你现在回来，县委书记都会敬你三分的。”
2012年，莫言成了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消息一公布，关就给远在市委的张打了个电话，张在那边沉默了一会儿，黯然地说：“既然他抢了先，那我就把志向改一改嘛。你看，现在就不错，对不对？”
这时的刘辗转了几所学校，不仅当上了校长，还当上了教育工作委员会的委员，经常坐在主席台上亮相，他的父亲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有次开会，关见到刘，想喊刘委员，却觉得拗口，就喊了名字，喊后也觉得别扭，就掩饰说：“老朋友了，还是喊名字亲切。”
刘笑笑说：“喊什么都可以，不过是个符号。”说完，头也不回，打着哈哈擦肩而去。
那天回到家，关忽然明白了什么似的，把他写写停停、大约完成了有十多万字的《中国的自由之路》的书稿，塞进了火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