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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考古学有重大贡献的纠老病倒了。
我和纠老上世纪30年代同在一所大学攻读文博专业。后来战乱，功课修不下去，我们便各奔东西。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在各地成立文物管理所，鬼使神差，我和纠老又调到了一起。他任文管所所长，我是一般职工。因为那时战争刚刚结束，尽管我们都努力想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可终究成绩平平。
使纠老在文博考古上成为权威的，是大炼钢铁时他的那项重大发现。
大炼钢铁时，文管所的人都被下放到大别山区。我们这些没握过铁锤、没嗅过炭味的人在钢炉前烤了半个月后，呼啦啦病倒了一大片，病号一个接一个地躺进了工棚。眼见限期的任务无法完成，大家都担惊受怕极了。那个时候完不成任务就是跟党不一心。
纠老是党员又是所长，我们都替他捏一把汗。突然有一天，纠老不见了。我们心里发毛了，漫山遍野地找就是找不见，又不敢报告给上级。正急得火烧火燎一般，有天半夜，山风把工棚门上挂的帆布掀开了，一条黑影呼啦啦闯了进来，大家以为是野狼，都吓得蒙严了头。有胆大的打亮了手电筒，才见那黑影原来是纠老。
纠老脸色苍白，进了工棚慌慌张张把一包东西放到草铺上，说：“明天咱们都回城。”
大家都莫名其妙。纠老盯着大伙儿问：“去年这地方不是发掘了一座大型木椁墓？”
大伙儿诧异地答：“是啊！”
纠老于是欣喜道：“这不得了，那次发掘出土了八百多件文物是不是？”
大伙儿不解地笑：“是，新华社还报道了！”
纠老一拍腿站起来说：“过来过来。”
大伙儿都围过去，瞅着他揭开那个布包，里面露出一个酷似头盖骨的东西。纠老指着它说：“这，是我在一个原始山洞里发现的头盖骨化石，根据化石的形状和色泽，我们可以断定这个山区曾有类人猿活动。”
大伙儿都不说话了。纠老盯着大伙问：“不信？”
大伙儿相互瞅瞅，最后都说：“信！”
结果，我们文管所的人全都搬出了大别山。我们的口气也大，说是这项发现关系到人类进化，要上报中央。炼钢指挥部的头头不知所云，只好放行。
回到城里，省里让纠老写份详细的汇报材料。纠老写了，连同那块化石一块送到了省里。不过，自从那块化石放进博物馆展览后，纠老再没进过博物馆。奇怪的是，全所的人也都没去过。
这些年形势安定了，省里几次调他去任省文物局局长，他死活不去。这期间，他又闹改行，又闹退休，都没有如愿。然后，他便病倒了，且是癌症后期。
这天，纠老的女儿来接我去医院，说她爸爸要见我。我料定事情不妙，便匆匆上了车。
赶到医院，纠老已经不能说话了，一脸的安详，仿佛这是他早已期待的结果。纠夫人把一封信交给我说：“老纠说，他去见马克思后你再看。”
给纠老开追悼会时，我打开信封，准备在悼词后面向全所的同志们念纠老生前留下的话。展开信笺，开头的第一句话是：“我终于摆脱了痛苦，这件事像一个鬼影缠了我几十年。就是那块头盖骨化石，它是我在山里小溪边捡的一块上水石……”
我惊愕，还要往下念，站在前排的几个老同志哽咽着说：“别念啦，这事我们都清楚。”
选自《红门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