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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到雍丘做县令来了。
刚来的那一个月里，同僚们都觉得这位县令很风趣。譬如有这样一件事。元祐八年五月，雍丘闹了蝗灾，属下向他报告这件事，他笑着说：“我已访察清楚，我县的蝗虫很悯农。只吃麦叶不吃麦实。”
渐渐地，同僚们对米县令就有了一些看法。
这一年，苏轼由扬州赴京城任职，途经雍丘，米芾设宴为他洗尘。
酒宴摆在雍丘县衙。
酒是好酒，东京樊楼的眉寿;厨师也是好厨师，是米芾遣手下小吏专程从京城遇仙楼请来的名厨。
酒宴上，二人的旁边还各设了一张长桌，桌上摆着笔、墨、纸、砚。
苏、米挽手入席。米芾拍着长桌上的宣纸说：“你我各三百纸，以遣酒兴！”
苏轼微笑颔首。
二人吟诗为酒令饮酒。每饮酒三杯，即离席挥毫一番。米芾特意挑了两个精干的小吏，专事研墨。可是到了后来，酒兴越来越高，作书也越来越快。两个小吏全身的本领都使出来了，还跟不上趟儿！
黄昏。酒尽。纸尽。二人各携了对方翰墨，一笑而散。
第二天，米芾的同僚──县丞、主簿、团练、县学教谕、衙役等，纷纷走入内衙，向米芾讨要苏轼书法。
米芾装糊涂，闭门谢客。
大家吃了闭门羹，心里对米芾窝了一肚子火，背地里说话就少了一些遮拦。
米芾也不计较，只是淡淡地说：“这些个凡夫俗子，怎配有苏公的法帖！”
自米芾给宋徽宗写了《周官篇》条屏后，京城的大小官员都想索要一两幅米芾的墨宝。
一些和米芾不相识的官员，就找到了自己熟识的、米芾的某一个同僚头上。
米芾的同僚，县丞或教谕等，满脸挂笑地来了。他们想，在一起搁伙计的，求他自己的一幅字总不会是一件太困难的事吧。
他们都想错了。米芾并不轻易动笔。
没有求到字的同僚，觉得丢了很大的面子，托自己办事的京官也会看低了自己，说不准，还会影响到自己的前程。于是，他们就在心底给米芾深深地画了一道。
如果仅仅是这些事情，同僚们也只能忍气吞声了。人家的东西不愿意给你，说到天边，你又能怎么着。可是，有些更离谱的事情陆续发生后，同僚们就握住把柄了。
有一次，御史台御史徐天翔来雍丘视察刑狱。县上的狱吏受宠若惊。这可是接触上峰的一次好机会呀！按大宋官场惯例，米芾到场作陪。
徐天翔还是个砚台爱好者。
视察完毕，徐御史提出想看看米芾的藏砚。
米芾瞅着徐天翔邋遢，脸上露出老大的不乐意。狱吏扯扯他的衣襟，他才勉强地点点头。
在米氏砚馆，徐天翔眼都看花了。
这时，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
临出门，徐天翔一扭头，看见桌上有一方新砚，他走过去，把砚拿在手里，来回瞧了个遍。
瞧过，他想试一试这方砚台是否发墨。“呸！”他朝砚心吐了一口唾沫，又拿起墨锭，来回磨了几下。
米芾脸白了。
试罢新砚，徐御史笑吟吟地朝米芾拱手，嘴里说：“告辞！”
米芾喊住了他：“把这方砚台带走！”
徐御史以为米芾以砚台相赠，嘴上客气道：“不敢，不敢。”
米芾对书童说：“扔到窗外去！”
徐御史这才明白怎么回事，气得嘴角哆嗦大半天，也没能说出一句话。
御史回去，病了一场。
类似的事情接连发生几起后，东京的官员没人再愿意来雍丘了，即使路过，也绕道而行。同僚们这才意识到，有米疯子在，他们的仕途算完了。
他们开始合算，瞅机会得把米芾轰出雍丘。
机会来了。
米芾喝醉了酒，身穿七品官服，手持朝笏，朝着县衙门口的一块奇丑的石头连拜了三拜，嘴里还说：“石兄，我拜你，是因为你一身硬骨呀，观当今世上，人不如石啊！”
这块石头，是三日前友人刚从无为县运来的。
很快，同僚们联名参了米芾一本，说米芾癫狂无德行，有辱朝廷体面，不宜再做本地父母。
不久，米芾罢官。
朝中有人曾为米芾开脱，说他喝醉了酒，神志已经模糊，不应在这件事上抓小辫子。
米芾却摇头说：“不，我很清醒。”
选自《宋朝故事》
